歐陽修在夷陵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時間，但“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歐陽修這次被貶夷陵，卻在以下兩方面有頗豐的收獲。接下來是小編為您整理的有關歐陽修的故事，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有關歐陽修的故事1

　　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自幼天資過人，但是由于家境貧寒，家里無錢買紙買筆，歐陽修的母親鄭氏為了讓兒子習文練字，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用荻草代替毛筆教小歐陽修寫字。

　　歐陽修勤奮刻苦，練成了一手好字，成為遠近聞名的神童，而這種刻苦精神也影響了他的小伙伴李堯輔，將李堯輔帶上好學之路。

　　有關歐陽修的故事2

　　慶歷三年（公元1043）4月，因宰相兼樞密使晏殊的舉薦，歐陽修召還汴京，知諫院，成了一名諫官。在外漂泊7年，此次回京，歐陽修心情無比激動和興奮，連同幾位諫官恪守職責，以銳利的眼光審視朝野，以極大的勇氣指陳朝政闕失，向權威挑戰，向陳規開火，被人們戲稱為“一棚鶻”。宋仁宗十分贊賞歐陽修“論事切直”的風格，夸獎道：“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是年十月，歷史上著名的“慶歷新政”拉開了帷幕。此時的范仲淹已升為參知政事，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歐陽修積極參予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上奏《詳定貢舉條狀》，從人才培養到人才選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

　　一個多月后，歐陽修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為知制誥。知制誥相當于皇帝的機要秘書，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按宋朝慣例，“知制誥必先試而后命”，而歐陽修沒有參加考試，就直接赴任了。此時的歐陽修可謂官運亨通，平步青云。

　　在“慶歷新政”春暖花開的大好形勢之下，卻有股“守舊”勢力暗流涌動。被歐陽修阻擋沒能當上樞密使的守舊派人物夏竦等，跳出來攻擊改革者，“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于是，有關“朋黨”的議論再次聒噪于耳。歐陽修為抨擊守舊派的攻擊，奮筆疾書，寫下現今各黨派組建時奉為圣言的《朋黨論》。他寫道：“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乃自然之理也。”他認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原因就是，“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宋仁宗讀罷《朋黨論》，為之動容。然而，守舊派并沒有放棄進攻。宋仁宗慶歷五年（公元1045）三月，改革派重量級人物范仲淹、韓琦、富弼、杜衍被罷，新政措施遭廢。歐陽修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申辯無效，為時兩年的“慶歷新政”宣告終結。

　　當朝宰相賈昌朝、陳執中，是慶歷新政時期歐陽修猛烈抨擊的守舊派人物，他們知道案情后，如獲至寶，授意諫官錢明逸上書，彈劾歐陽修與甥女通奸，并找出歐陽修作的一首《望江南》艷詞為佐證，詞曰：“江南柳，葉小未成蔭。人為絲輕那忍折，鶯嫌枝嫩不勝吟。留著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階上簸錢階下走，恁時相見早留心。何況到如今。”

　　歐陽修申辯道：“這首詞用弱柳比興，描寫的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少女形象，是藝術作品，和通奸風牛馬不相及也。”可錢明逸硬穿鑿附會說：“張氏初到你家時，恰巧年方七歲，不正是學簸錢的年紀嗎？”使得歐陽修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辨。此案在重審過程中雖查無實證，但宋仁宗仍以“有傷風化”為由，于慶歷五年（公元1045）八月，貶歐陽修為滁洲（今安徽滁縣）為知州。

　　所謂“甥女案”只不過是守舊派打擊歐陽修的一個借口而已，曾鞏上書寬慰歐陽修時就憤怒譴責這一行為道：“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歐陽修也深知，自己這次遭陷害，完全是由于深受皇上器重，在諫官位子上，得罪了貴權，而招致的禍害，就如《宋史·歐陽修傳》寫的：“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他在《滁洲謝上表》中表示：“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如果我不被貶出來，那些反對派是不會停止攻擊的。被貶滁洲，這未嘗不是“脫風波而遠去，避陷阱之危機”的規避風險之舉。因此，歐陽修對這次遭貶滁州心中為之坦然。

　　歐陽修在滁州工作了兩年零四個月，他的工作心得是：“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這段話的意思是：我在這里呆的時間愈長，就愈感到快樂，這不只是在從事學習之外有賞玩山水、彈琴飲酒的生活消遣，而是治理地方，過了一年就初步有了成績，才真正懂得了古人不輕視卑小官職的道理。

　　滁州群山環抱，偏僻閉塞，是個“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的小城。歐陽修在這里，沒有去“招商引資”，而是開發旅游產品，進行美景勝地建設。他“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修好了“幽谷泉”、“釀泉”，建好了“豐樂亭”、“醉翁亭”，寫下了最能體現“六一風神”的經典名篇《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是這次歐陽修被貶滁州留下的最大貢獻。該文寫成后，“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為之紙貴”。《滁州志》就記載了這么一個故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刻記好后，遠近爭傳，都來打摹。寺廟倉庫里的被氈，都被打碑用盡了，連和尚蓋的臥氈也拿來用。做生意的得到《醉翁亭記》摹本，用以贈官，還可以免稅。”當時有位音樂家沈遵，被《醉翁亭記》所展示的意境和情韻深深吸引，即信手撫琴，譜成一曲《醉翁操》，“知琴者以為絕倫”。

　　《醉翁亭記》全文不過401個字，卻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歐陽修在這篇四百字的散文里，把醉翁亭周邊的山光、水色、人情、醉態并于一畫，用10個“樂”字這根金線，將“山水之樂”、“游人之樂”、“宴飲之樂”、“太守之樂”綴在其中，寫出了“與民同樂”的施政業績。

　　如果說《醉翁亭記》是歐陽修遭貶滁州而誕生的華美之章，那么，歐陽修自我境界的不斷提升，更是這次遭貶滁州的巨大收獲。

　　孔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能力、水平相當的情況下，一個人能否有所作為，能否為人贊賞，其可比性就在于人品。

　　歐陽修最可貴的品質之一，就是在逆境中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和進取的精神。他不是那種患得患失的人，他沒有像范仲淹那樣去“先天下之憂而憂”，范仲淹一個“憂”字，被朝廷挪來挪去，最終死在偏遠的江湖之中。歐陽修卻敢為“先天下之樂而樂”，在苦難之中用種種美好的事物來自我消遣，表現出泱泱君子的坦蕩胸襟。

　　歐陽修一到滁州，就從史料中查找到滁州的閃光之處。滁州盡管偏僻荒蕪，可在公元956年，宋太祖趙匡胤在擔任后周大將時，卻在這里與南唐中主李璟的部將皇甫暉、姚鳳會戰，最終生擒二將，攻占下滁州。如今，百年已逝，能在太祖戰斗過的“革命圣地”工作，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政治籌碼，在這樣的“革命圣地”工作，還有什么“憂”的，一定要在這里多尋找些“樂子”。

　　歐陽修在滁州這塊“革命圣地，”，繼續實施他的“寬簡不擾”的施政理念，“期年，粗有所成”，在他知滁州的第二年，滁州就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百姓安居樂業，一片祥和。歐陽修在《答西京王相公書》中指出的“善為政者之術”，就是，“年兇則節國用，賑民窮”，“年豐民樂，然后休息而簡安之”。如今“年豐”，為何不與民“同其樂也”？他有了“樂”的心情，更有了“樂”的資本。“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從容、散淡、縱情、任性，這是多么地自由自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盅。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曠達、豪放、自信、灑脫，這是多么地無拘無束。“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歐陽修就像一只飛出精美牢籠的鳥兒，在滁州的山水間，怎能不哼出千古絕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