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灣《旺報》報道，1998年，莫言首次赴臺是應佛光山所屬南華管理學院邀請，但直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莫言才有機會親赴佛光山。15日在“第二屆星云人文世界論壇”以“文學家的夢想”為題，莫言認為作家應站在全人類角度來思考，而宗教正提供了這樣的視角。

　　盡管獲諾獎加持，莫言仍自持“一個講故事的人”，他的童年夢想往往和聽來的故事不脫關系。聽《三俠五義》就幻想自己有一身超凡武功;聽奶奶說鳥公冶長通鳥語而在南山頂得羊肉吃，也一心夢想著懂鳥語。“總的說，童年最大的夢想還是不脫食物。”山東高密農村出身，小學只念了5年就輟學下地種田的莫言說：“上世紀對饑餓的體驗太深刻!”

　　莫言回憶，渴望擺脫的除了糧食的匱乏，也包括精神的饑渴。“為了向人借書來看，經常去幫忙推磨。”現代讀者在文學作品里看到的農村，總覺得很美好，但莫言坦言：“農村在童年記憶里是可怕的，即使是金剛石寶刀，在此污濁的環境里都要生銹。”為了闖出去看看世界，為了改變生活，他說：“從軍是當時農村青年改變命運唯一的路。”

　　想起過去因得來不易而格外珍惜的讀書機會，莫言總是會提醒自己：“少寫點，寫好點，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浪費別人的時間。”

　　回憶起自己的文學之路，一開始只因為聽村里的大學生說，作家的稿費多到1天3餐都能吃餃子。從1981年發表處女作《春夜雨霏霏》，到57歲獲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表示：“第一次看到文稿被印成鉛字發表的喜悅，不亞于聽說自己獲獎。”

　　雖然獲諾獎肯定是作家的一大夢想，但莫言強調：“不應是終極之夢，文學獎很好，但更好的是文學，最高的獎賞是被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閱讀。”他也指出，若把目標放在得獎，是寫不出好作品的。

　　莫言坦言得獎后有種放下沉重包袱的輕快感，接下來仍會以大部分時間寫作，但現在的寫作方向不再寫社會批判，而是寫自己;“年過50后想向內看，要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別人。”

　　他也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寫自己的故事。“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作家和讀者，寫出自己的時代，就是好作品。”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