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蛙》是莫言醞釀十余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

　　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在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鄉土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知識分子卑微的靈魂。

　　與莫言以往小說更注重歷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歷史現實的書寫，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 “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親是八路軍的軍醫，在膠東一帶名氣很大。 “姑姑”繼承衣缽，開始在鄉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們在婦女們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個又一個嬰兒。“姑姑”接生的嬰兒遍布高密東北鄉，可喪生於“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嬰兒也遍布高密東北鄉。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著自己的徒弟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經生育的男人結扎，讓已經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成了“姑姑”的兩件大事。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復雜的歷史過程。

　　《蛙》是一部對中國當代鄉村的現實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著什么呢?那些不斷鳴叫、有著旺盛的繁殖能力卻又是如此“低賤平常”的生物，承載著莫言的深刻思考。在這些思考的背后，則是對中國現代性命運的深切憂慮和反思——這也是莫言小說的一貫主題。小說的題材有著獨特意義和相當的敏感性。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在中國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發展現代國家實現艱難的現代轉型的無奈但必要之舉。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實現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曾經的半工業化的農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上從“人權”角度而來的種種責難與批評，而在此國策的具體執行過程中更是由於文化、傳統、倫理、政治、權力、金錢等各種因素而變得異常復雜。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計劃生育一方面被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步事業”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則成為90年代以來主旋律鄉土文學突出鄉村基層政治尷尬現狀和困境的點綴性情節。於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農村群眾攆得到處跑的“鄉鎮干部”形象，就在幾分黑色幽默的喜劇色彩中，將計劃生育政策與人性的****輕松地嫁接為“分享艱難”的主旋律闡釋。莫言的《蛙》顯然不想漫畫化、戲劇性地處理這個題材，也并不是要理論性地探討、評判計劃生育本身的功過是非，而是要把計劃生育處理成一個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來表現其對中國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靈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