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的小說中，營造出了一個具有恢弘氣勢，充滿生命活力的獨特的地理文化區域―高密東北鄉。以下是小編分享的莫言小說的民間性，歡迎大家閱讀!

　　莫言是一位極具個人獨創魅力的作家，他將視角投注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那片廣袤的土地上，并用一種熱情、隨意、狂歡的態度呈現著一幅幅生機勃勃的圖畫。他在小說中廣泛地汲取民間文化的資源，人，事，物的繽紛登場都具有著強烈的感官效果，并通過他靈活多變的敘事結構，奇妙通暢的語言展現出其小說創作的獨特魅力。八十年代之后，經過人生幾多沉浮的莫言，在文學創作方法的革新方面走出了自己一條獨特的道路，將視角投向民間，專注于這種眼睛向下的民間文學的創作，在他筆下，民間世界充滿了激情，宏大的意蘊。

　　一、鮮明的民間寫作立場

　　“民間”這一概念在90年代備受爭議，陳思和先生曾經在他多篇論文中提出自己對其的理解：“‘民間’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概念……它具備了以下幾種特點：1、它在國家權力控制相對薄弱的領域產生的，保存了相對自由活潑的形式，能真實地表達出民間世界生活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2、自由自在是其最基本的審美風格。民間傳統意味著人類原始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由此迸發出對生活的愛和憎，對人生欲望的追求，這是任何道德都無法規范、任何政治條律都無法約束，甚至連文明、進步、美這樣一些抽象概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3、它既然擁有民間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傳統背景，用政治術語說，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它獨特的藏污納垢形態，因而要對它作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是困難的。”由此，可以看出，“民間”以自由生長的狀態存在著，遠離所謂的道德、法令的約束，但又不同于現代文學史中的鄉土文學以及文革文學時期的地下文學，它逐漸成為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并存并為二者起到補充作用的獨立的意識形態，而不再處于被排擠以至于隱形的地位。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民間體現著一種“世俗”性和“平等”性。

　　由此可見，“平等”是民間創作的重要特點。這一點，在莫言的身上得到了鮮明的展現。 莫言在他的文學創作的歷程中，堅定地堅持著“作為老百姓寫作”寫作立場，在他看來，只有“作為老百姓寫作”才是真正的民間寫作。而所謂的“為老百姓寫作” 的作家實際上仍舊是把自己放在了高于老百姓的位置，從一定的高度去俯視和指導老百姓，表面上是要站起來為老百姓說話，實際上所代表的仍舊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權威話語，只有“作為老百姓寫作”，才是將自身放到了老百姓中間，真正的做到了“民間”文學所體現的“平等”性。莫言認為：“所謂的民間寫作，就是要求寫作者丟掉知識分子立場，用老百姓的思維來思維。否則，寫出來的民間就是粉刷過的民間，就是偽民間。”在莫言看來，民間寫作是一種個性化的寫作，可見，通過民間寫作來表達自己對文學的創作、表現自我的個性是莫言文學創作的基本追求。他的二十年的民間寫作也可以說是一個逐漸自覺的過程，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卜》到《四十一炮》，真正的完成了他對民間寫作立場的最終抉擇。這也是他對于真正民間的認識過程。

　　另外，在他的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民間話語傾向也表明了他堅定的民間寫作立場。民間話語是與主流話語相對立的一種話語方式，對民間話語的采用，說明了對民間話語之下的主體的關照。在莫言的小說中，小說的主體往往不是主流話語下的歷史主體，而是那些處在社會歷史邊緣的下層民眾，他們是民間話語的主體。民間話語不受主流意識統治下道德的約束，追求歷史再現的真實性和對鮮活生命的感嘆和贊美。

　　莫言正是通過民間話語的運用，表現出他對民間以及民間話語下小人物生活狀態的關照。他力圖再現出最真實最鮮活的民間，因而我們在《紅高粱家族》中看到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特別是余占鰲，他土匪出身，殺人無數，膽大妄為，在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中，顯然不是一個能夠登上歷史舞臺，值得敬仰的人物。而在小說中莫言并沒有對他們作道德評判，也不否認在余占鰲，戴鳳蓮身上散發的野性，而一度贊揚的是他們自由的本性和蓬勃的力量。他們不是正史印象中的英雄，卻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東北鄉，人萬千。陣勢列在墨河邊。這種對主流話語和傳統道德觀念的反叛奠定了莫言民間話語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