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白狗秋千架》是用強烈的民間敘事話語再現了農村生活的悲苦和可憫，下面這篇文章，是對莫言這部名作的解讀。

　　作為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首次提出了“高密東北鄉”這一概念。莫言在自述中談及，這是他“第一次有意識地對故鄉認同”，自此激發了他創作的無限靈感與激情，建立起屬于他的“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程光煒認為該篇是莫言“全部農村成長史的微縮膠卷”，他“個人的文學才華早已盡藏其中”。

　　他指出，同樣是回鄉小說，較之于魯迅作品的“揭示社會的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以及沈從文作品“民族品德的發現和重造”的貫串性主題，《白狗秋千架》呈現出莫言三十年來的小說中反感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決定性結構”。程光煒肯定了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并從社會史學的角度概括了莫言鄉土小說的“決定性結構”，對研究者如何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去理解和把握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敘事建構機密起到很大的啟發作用。但我認為莫言在這篇小說中有意淡化農村合作化運動和文革的歷史背景，故我選擇從啟蒙與反啟蒙的維度來解讀這篇小說，試圖闡釋小說的嘲弄性所在。

　　一、觀看的權力

　　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傳統鄉土小說敘事模式當中，鄉村的外來者，往往為知識分子，與農民都遵循著“看與被看”的敘事機制，知識分子用居高臨下的觀看方式去審視、啟蒙愚昧的農民，而農民如阿Q、祥林嫂、閏土等則只能充當等待被啟蒙的被看者角色。魯迅鄉土小說的精神視野實際上處于“鄉土生活的上方”，透露出的是覺悟者對于尚未覺悟者的批判與悲憫。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則打破了自五四以來鄉土小說的“看與被看”的二元模式，賦予被看者以觀看的權力，小說中充斥著作為知識分子的“我”被觀看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