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獎。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白。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獎。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么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涂，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樣。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地。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后到曠野里去追牛。當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里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里干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時候，就像我在牛里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里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里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尸后，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剝皮賣肉，全村皆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