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贈孟浩然》看似深情、熱烈, 實際上都出于蹈襲, 帶有矯飾色彩。而李白的這些矯飾不僅能被“機警無匿”的孟浩然輕易感知, 而且適與孟浩然“行不為飾, 動以求真”的社交個性尖銳對立。因此, 不管孟浩然對李白的熱情未作回應帶有多少偶然因素, 兩人的不能深交都帶有必然色彩。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于李白社交的失敗。

　　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對李白社交個性及其效果的反思。直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熱烈情懷是李白通常采用的社交模式。但從王維、孟浩然對情感表達的有意抑制以及王士源對孟浩然“行不為飾”的評價來看, 這一社交模式的效果在當時已經不太樂觀。更大的問題還在于, 李白甚至沒有真正把握到這一社交模式的精髓:對于人際關系的建立和強化來說, 重要的并不僅僅只是熱情, 還有對這份熱情的真誠。如果熱烈的表達發自衷心, 自然會得到他人的積極回應。然而李白表達熱烈情懷時的蹈襲和模式化處理都極其草率, 這嚴重削弱了其情感的真誠與深度。上引《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和《贈孟浩然》就是顯例。50可以想見, 李白這樣模式化的熱情表達會很容易被人識破, 甚至帶來反面的社交效果。這種社交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一生的遭際, 顯然就成為了令人深思的問題。

　　然而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在通常的詩人研究中, 人們往往會強調詩人的抱負或才華, 并將其仕途的失敗主要歸結于社會或時代, 而較少考慮社交能力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實際上, 社交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交能力也是個人綜合素質、能力的重要體現, 是影響其一生出處成敗的重要因素。對于唐代士人來說, 由于朝廷實行科舉與薦舉并存的取士制度, 交游、干謁、行卷等社交方式成為他們獲取社會資源、實現人生目標的主要手段51, 優秀的社交能力就顯得尤其重要。李白如此, 孟浩然如此, 所有唐代士人一生的出處莫不關涉于此。循此出發, 則關于唐代詩人的研究, 或者可以開辟出一個新的探討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