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孟浩然的送別詩，將傳統的黯然銷魂的愁怨拋開，高亢激越，爽朗明快，催人奮進，而且能借題發揮，將情景與現實密切結合，拓展了送別詩的思想內涵。

　　文學史上習慣將盛唐詩人王維、孟浩然并稱王孟，大多是基于他們之間的一段情深意摯的莫逆之交，以及兩人共同創立的一個重要詩歌流派――山水田園詩派。兩人都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漫游名山大川，廣交天下之士，創作了大量的送別詩。孟浩然有50余首，而王維則有70首之多。他們的詩歌在思想內容、藝術技巧等方面都有創新。

　　王孟的送別詩，從體裁上看，既有五、七言古體詩，又有五、七言近體詩。而且王維的送別詩中還有騷體與五言長律形式，如敘黃鵲歌送別《與送李太守赴上洛》等。可謂眾體兼備。從送別對象上看，兩人的送別詩主要包含以下內容：送人赴邊從軍，送友歸山隱居，慰人貶滴或落第，以及送人游歷、還鄉、赴任等。從整體上來看，他們的送別詩基調是昂揚向上、積極樂觀的，有別于傳統送別詩那種“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的悲苦凄慘的格調。雖有惆悵、傷感，但在雙方惜別的感情中融注各自對人生對社會的看法，增強了詩歌的藝術容量，刷新了送別詩的藝術境界。

　　一、送人赴邊感奮激發

　　送人出征，生離死別，多令人氣結不能言，而“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滴、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送人赴邊，并不顯得悲苦，反而豪邁激昂。早在初唐詩人陳子昂的詩中，就已顯示出唐人獻身邊塞的愛國激情：“勿使燕然上，獨有漢臣功!”“寧知班定遠，猶是一書生!”。只是數量較少。而王孟的這類送別詩，不僅數量豐富，而且內涵更深。

　　(一) 慷慨從征，忘身報國

　　邊庭有急，一馬當先。孟浩然的《送陳七赴西軍》七聞邊烽動，力一里忽爭先。”以及《送王宣從軍》“隆兵初滅虜，王粲始從軍”，這種愛國的熱忱，極大地鼓舞了詩人與后世的讀者：“平生一匕首，感激贈夫君。”(《送王宣從軍》)。再如《送莫氏處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飾裝辭故里，謀策赴邊廷。壯志吞鴻鵠，遙心伴。所從文與武，不戰自應寧。”不僅寫出赴邊的昂揚斗志，雄壯威武，而且體現出了兄弟般的真誠友愛，以及作者對其能力的充分贊許和一種積的戰爭觀。這類詩作在王詩中亦有體現。

　　王維的《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指出在春季，天上星宿將星搖動，喻指戰爭興起。出征將士浩浩蕩蕩開往邊塞，萬里刁斗夜鳴，雄渾壯闊，抓住了赴邊從軍途中的典型細節，更富有感染性。是因為王維與孟浩然相比，他曾有過單車出塞的親身經歷，故而筆下邊塞風物更真實、具體，感情更慷慨激昂。要報國殺敵，直取匈奴單于祭天拜鬼之所，豪氣干云。又如《送張判官赴河西》：“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云。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展示出一幅塞外黃沙漫漫，白雪覆蓋、蓬草飛旋、云黃天遠的奇異之景，境界渾涵闊大，讓人頓覺心胸暢達，精神為之一振。詩人倚劍高歌，催人振奮，為國戍邊。這種昂揚剛健之辭，奏響了時代的最強音，體現了盛唐風貌與盛唐氣象，后人難以企及。

　　慷慨報國，并非是為了個人純粹的功名利祿之心，而是出自一種強烈的愛國激情與民族自尊。應是“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運籌將入幕，養拙就閑居。正待功名遂，從君繼兩疏。”(孟浩然《送告八從軍》)體現了一種人生理想與態度，男兒志在四方，應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功成應身退。國有危難，應奮勇向前，是“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勛?”(王維《送張判官赴河西》)。這是何等的胸襟與氣魄，激勵鼓舞人奮發向上。

　　(二) 靖邊保國，必勝信念

　　大唐疆域遼闊，對待少數民族進犯，應有正確的邊疆、外交政策。在王維的一些送人赴邊詩中，就包含這些政治內容。

　　《送劉司直赴安西》“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以歷史上漢武帝派遣李廣利伐大宛取良馬，獲勝凱旋，苜蓿、葡萄隨之傳入中國的典故，來說明對待外族，應鞏固國防，加強國力，使之懼怕，不敢挑釁來犯。這也是王維對唐王朝雄厚實力的一種高度自信與自豪。

　　總而言之，王孟送人赴邊之作，將傳統的黯然銷魂的愁怨拋開，高亢激越，爽朗明快，催人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