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在詩中提及很多隱士高人，他是借助這些隱士的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渴望建功立業(yè)之情，隱中求仕。下面一起來看下!

　　孟浩然作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往往也被稱為“隱逸詩人”。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統(tǒng)治的開元盛世，按理說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卻布衣終生，這確實讓人慨嘆。本文著眼于孟浩然詩作中提到的隱士形象，試圖通過分析這些形象來探究孟浩然仕與隱之心態(tài)。

　一、孟浩然仕與隱之探究

　　孟浩然向來以隱士聞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詩篇表達出了對隱逸的向往追求。《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中提到隱士的名稱“雜亂分歧，頗不一致，比較主要的有隱士、高士、處士、逸士、幽人、高人、處人、逸民、逸民、隱者、隱君子等十一種”[1]。孟詩中提到的隱士有著共同的特征：這些人或任情不羈，傲然獨特;或登山采藥，養(yǎng)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跡山水;這些隱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無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薦入朝做官之機會，但他們都一一謝絕，足見其高風亮節(jié)。

　　孟浩然在仰慕這些隱士隱居不仕的同時，也感嘆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號》)、“枳棘君尚棲，匏瓜吾豈系”(《將適天臺留別臨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圣主賢為寶，君何隱遁棲”(《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 “壯圖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園臥疾畢太祝相尋》)，這些都表現(xiàn)了他對入仕的向往和懷才不遇的遺憾，他在追慕隱士之品行的同時，也在哀嘆自己的命運，生逢盛世卻報國無門，只好寫些詩章來宣泄自己的郁悶情懷。

　　另外，在孟浩然詩篇中，亦出現(xiàn)了另外一類人物，包括屈原和賈誼，孟浩然在為屈賈掬一把同情淚的同時，也是在訴說自己空有一番抱負，卻碌碌無為。從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內(nèi)心并非是平靜的，而是透露著一種不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樣，懷著一顆熱切的濟世之心。當詩人將其心靈活動轉(zhuǎn)化為語言，訴之于讀者時，筆下的意象和主觀感情便非常濃烈。

　　正所謂“言為心聲”，孟浩然的隱居絕不是為隱居而隱居，而是一種蓄勢待發(fā)。在孟詩中多次提到的“羊公”指的是西晉名將羊祜，“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圣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傷悲’”。孟浩然詩歌中有五首詩提到了他，試想，如果孟浩然真是一位隱士，他會在意湮滅無聞的結(jié)果嗎?再看另一位名士――“山公”，他也是位任情不羈之人，“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孟浩然在他的詩里多次提及這兩人，一是他們都曾在襄陽停留過而且為襄陽做過貢獻;二是孟浩然本身胸懷遠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像先賢那樣為襄陽出一份力。魯迅先生說：“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提出隱居分朝隱和待時而隱兩種，朝隱即半官半隱，待時之隱則包括兩類，一類是釋謁之前為入仕做準備，一類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選官或罷官之后待時再選。孟浩然入京應舉前隱居襄陽則屬于為入仕作準備，正如陳貽�先生所說，“‘隱居’有它的傳統(tǒng)，有它的內(nèi)容，然而他的‘隱居’，除了上面所說的在為應試作準備外，本身也有著積極的入世意義。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種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賢’這樣，以后的‘竹溪六逸’也這樣。”[6]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隱居待時，一出即為王者師，這是許多文人的夢想。前期的孟浩然心懷壯志和希望，把隱逸視為出仕的預備階段，后期的孟浩然則心存政治上失意的苦悶，把隱逸當作慰藉自己的一種方法。

　　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曰：“山南采訪使太守昌黎朝宗，謂浩然閑深詩律，置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曰引謁。后期，浩然斥曰： ‘業(yè)已飲矣，身行樂耳，逞恤其他。’遂畢久不赴，由是聞罷。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學忘名如此。”[7]后人往往認為孟浩然清高自賞，認為其乃真隱士。事實上“好樂忘名”的背后，隱藏著深沉的悲哀，那是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徹底失望。

　　因此，孟浩然雖然在詩作中提及很多隱士形象，但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入仕之心。在其兩百六十多首詩里表現(xiàn)求仕愿望的有近五十首，如“俱懷鴻鵠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 (《洞庭湖贈張丞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孟氏處于仕隱兩難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