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過故人莊》這首詩的靈魂。作者孟浩然神如菊花。詩中的菊花具有隱者的超脫和人的靈性,同時繁榮昌盛、從容不迫、大度自然的盛唐氣象又使詩人的“就菊花”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跡,其隱逸思想也以一種徹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體現出來,成為生活化的自然意興的表達。

　　孟浩然愛菊。他的田園詩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過故人莊》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最能體現孟浩然的情懷的一首。《過故人莊》是孟浩然隱居鹿門山時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寫: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過故人莊》中,菊花的出現是在非常自然的狀態下發生的,看似只是一種自然的故人之間約定,好似和詠菊無關,可如果看看歷史中真實的孟浩然,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當中那含而不露的詠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歲進長安,應進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棄”(《歲末歸南山》)觸怒玄宗,以至終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負難酬,于是他便將興致徹底轉向山水之間,后雖入了張九齡的幕府,或許因為此非其志所在,時日不長就又飄然而去了。縱觀孟的一生經歷,雖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終徹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隱者。

　　由此可見,菊花是《過故人莊》這首詩的靈魂。和梅、蘭、竹一樣,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著特殊象征意味。因為它有百花凋謝時傲然獨放,花期過后敗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國詩人賦予了臨霜綻放、清操獨標的品格。它的這種獨特品性,在文人筆下被賦予了廣泛而深遠的象征意義,顯得更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為了中國文人人格和氣節的寫照,自屈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斷地被中國文人熱情地歌頌著,例如,李世民(“階蘭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攜壺酌流霞,搴菊泛寒榮”)、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王安石(“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晏殊(“檻菊愁煙蘭泣露”)、李清照(“人比黃花瘦”)、文天祥(“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朱元璋(“忽與西風戰一場,滿身披上黃金甲”)、曹雪芹(“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對菊花寄予了各個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執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為美好、豐富,而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使菊花具有了隱者的超脫和人的靈性。

　　從隱者的定義出發,孟浩然和陶淵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間的區別卻也顯而易見。陶的詩多外露清寒之姿,內含清苦之意,雖自然,終有不平無奈,讀來總給人以隱痛和惆悵的感覺,透出魏晉時期凄愴的氣息。陶詩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時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門閥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讓他受人歧視,以致不堪為吏,后又分別受惑于桓玄、劉裕,讓他徹底對當時的政治絕望,故而在“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歸田園居》其五)后,產生了“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輕松,進而產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哭夕短,已復至天旭” (同上)的歡愉。但無論是輕松也罷,歡愉也罷,其底色畢竟是“悵恨”。

　　而孟浩然的詩,則讓人能感受到一種從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氣象。在孟詩中常多“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里灘》)、“北山白云里,隱者自怡悅”(《秋登南山寄張五》)的歡娛。對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雋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潑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與健康。”正是這種差異性,造就了陶、孟之間的本質區別。另一個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質量上的差別。陶淵明的生活無疑是清貧的,故有《詠貧士七首》之嘆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則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問題,在他的一些詩中,我們可以聽到牢騷和憤懣,但絕無饑寒之哀和“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詠貧士七首・其四》)的凄慘。總之,雖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徹底地走上隱逸之路,二者詩的風格在許多地方也有相似之處,但他們對菊花的愛是不一樣的:前者愛得深沉,后者愛得從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維護,后者則是生活化的自然意興的表達。

　　正因為如此,作者在《過故人莊》中,不加雕飾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顯得異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跡了。其隱逸思想也以一種徹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體現出來的,并且達到了一種神形兼備,內外統一的物我(菊我)兩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這正如聞一多先生在《說唐詩》中評價的那樣:“孟浩然可以說是能在生活與詩兩方面足以與魏晉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說新語》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詩人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