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畫家陳衡恪，字師曾，是史學家陳寅恪的長兄，梁啟超稱其為“現代美術界具有藝術天才、高人格、不朽價值的第一人”。

　　1898年，陳衡恪寄居在張之洞創辦的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期間與魯迅結下友誼。兩人一起留學日本，談藝論道，互贈作品。回國后，兩人分別幾年之后再聚首，同在教育部任職，交往更加密切，可謂生活中的良友、藝術上的知音。

　　兩人的友情，帶著濃濃的書香味。書香氤氳彌漫，各自重要的作品出版，留存在彼此的人生記憶里。

　　初識礦路學堂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如此家國巨變，在思想上給陳衡恪以強烈的震動。戊戌變法失敗后，措施全被廢除，唯獨保留下京師大學堂。這說明舉辦新式的教育，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是年，陳衡恪考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學習。在這里，他結識了當時由南京水師學堂轉入礦路學堂學習的魯迅。

　　陳衡恪和魯迅成為同學是兩人友情的開始，也是兩人人生的轉折點。在礦路學堂，魯迅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良師——俞明震。1901年，俞明震被任為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兼附設礦路學堂總辦。俞明震是個“新黨”，倡導新學問，樹立新風氣。后來，《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的“恪士師”“俞師”，指的就是俞明震。魯迅留學日本學醫學而終竟從文，俞明震對其的影響非同小可。對于陳衡恪來說，俞明震是良師，是學校校長，而且還是親戚。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詩是陳衡恪的繼母，陳衡恪叫俞明震舅舅。在礦路學堂時，陳衡恪是俞明震的助手，幫助他起草一些文案。

　　同船留學日本

　　1902年，魯迅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俞明震的帶領下，由南京出發去日本留學。陳衡恪以俞明震的“文案”的身份，帶著弟弟陳寅恪隨團同船赴日。

　　初到日本時，陳衡恪與魯迅共同就讀于東京巢鴨弘文書院，朝夕相處，時常一同吃飯飲酒、賦詩唱和。后來，陳衡恪入高等師范習博物學，經常到山野采集植物標本，細致研究動植物的結構、色彩，這對他日后的繪畫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陳衡恪在日本留學長達八年，1910年回國，應邀擔任江蘇南通師范學校的博物學教員。這段時間，陳衡恪在美術創作方面開始發力。在書畫篆刻上，他得到了吳昌碩的親授和指點，常作石鼓文、篆書、隸書和楷書，并刻章治印。魯迅在日本留學長達七年。1910年前后，魯迅陸續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紹興中學、紹興師范學校任教。教學之余，陳衡恪和魯迅都熱衷創作美術作品。兩人求學經歷相同、興趣愛好相同，甚至家世經歷也相似，這就注定了兩位好朋友的重逢，一起共事。

　　槐堂俟堂相伴

　　1913年秋天，陳衡恪辭職入京，任教育部編纂，主圖書編輯工作近十年。此時，陳衡恪和魯迅同在教育部任職，交往甚密，二人時常在一起逛琉璃廠、談論金石，并互贈作品。

　　早在1909年，陳衡恪就曾為魯迅的第一本譯著《域外小說集》題寫封面書名。《域外小說集》封面由魯迅設計，陳衡恪題簽，在日本東京自費出版。書的封面采用青灰色的瓷青紙，上方的橫幅式圖案，畫的是希臘神話故事中的文藝女神繆斯在晨曦中彈奏豎琴，充滿了異域風情。圖案下方是陳衡恪寫的篆書“域外小說集”。從日本到回國，書與畫、篆刻和碑拓，都凝聚著兩人的友情。

　　如今，在魯迅博物館，人們可以看到陳衡恪贈送魯迅的9幅畫，其中山水5幅、花卉4幅，都是頗具功力而又隨意的文人畫小品。陳衡恪為魯迅刻章多枚，保存在魯迅博物館里的就有“周樹”（石章，1915年陳師曾刻）、“會稽周氏藏本”（紫檀木章，1917年陳師曾刻）、“會稽周氏”（石章，1915年陳師曾刻）、“俟堂”（石章，1916年陳師曾刻）等印五六枚。

　　1915年秋，陳衡恪移居友人張棣生在新華街的住所，自署匾額隸書“槐堂”二字。遷居西城褲子胡同后，他仍用“槐堂”的堂號。1919年秋天，陳衡恪和兒子在“槐堂”留下一張合影照片，從中可以感受到“槐堂”里濃厚的藝術氣息。

　　1916年11月30日，“上午陳師曾貽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許壽裳曾問魯迅為什么要刻“俟堂”的印章，魯迅回答說：“因為陳師曾那時送我一方石章，并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吧。”許壽裳曾說：“我聽到這里，就明白了這‘俟’字的含義。那時部里的某長官頗想擠掉魯迅，而他就安靜地等著，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陳衡恪號“槐堂”，而魯迅的另一個筆名為“俟堂”，二者相映成趣。

　　購藏師曾遺墨

　　1923年夏天，陳衡恪得知繼母俞明詩病危，從大連出發，馬不停蹄馳歸南京。在繼母病床前，他親奉湯藥數旬，晝夜不離。不久，繼母病逝。他也因連日勞累和悲傷過度，染病不起。陳衡恪本來就身體孱弱，不幸又染上傷寒，但醫生誤診為痢疾，以致延誤了治療。9月17日，陳衡恪病逝，48歲就英年早逝，這是中國藝術界的一大損失。

　　對于陳衡恪的書畫篆刻藝術，魯迅是極為看重的。1928年2月1日，魯迅寄李霽野信，想找一張陳衡恪的花卉箋紙作為《朝花夕拾》的封面，但后因找不到合適的，才托了陶元慶設計，可見其對此事念念不忘。在1933年編印《北平箋譜》時，魯迅選用了陳衡恪的山水、花鳥等箋三十二幅，并在序言中對他的藝術成就進行了公允的頌揚：“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盒，鎮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于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陳衡恪和魯迅是同學，是同事，更是生活中的朋友，是藝術上的知音。

　　陳衡恪病逝后，故宮博物院編印《師曾遺墨》十輯，陸續出版，時間長達兩年。魯迅逐期購買，直至購齊，他還保存有一張陳衡恪撰文書寫的《陳衡恪繼妻汪梅未墓碑》拓片。想起二十多年來與陳衡恪的交往，魯迅心中既有春天的和煦，又有秋天的蕭瑟，這大概就是人生的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