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于1919年的《藥》是魯迅先生“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系列小說之一，給廣大讀者塑造了諸如善良愚昧的華老拴、大義凜然的夏瑜、兇殘貪婪的康大叔等具有世界意義的藝術形象，在小說中與華老拴、康大叔相比，“駝背五少爺”不是作者魯迅筆下著意刻畫的主要人物，他的出現只安排在小說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茶館”里，就像老舍的《茶館》一樣，正是這特殊的場合匯聚了社會的各階層，最能反映社會眾生相，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看似順手拈來的小人物身上，卻體現出了一個文學大師高超的寫作技巧和以小見大的表現手法。在“茶館”里先后登場的有駝背五少爺、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和康大叔四個人，在這四個人中，除康大叔作為殺害夏瑜的劊子手極端仇視革命外，就要數駝背五少爺最為反對革命，當聽到夏瑜在獄中被牢頭紅眼睛阿義打時，他“忽然高興”地說“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還有最后的“瘋了”，雖然花白胡子也說“簡直是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說“發了瘋了”，但是只有他表現出幸災樂禍。而花白胡子和二十歲的人因為愚昧，他們的表現都是對革命不理解。

　　為什么“駝背五少爺”同為作者筆下愚昧的群眾但又與眾不同呢？要弄清這一問題就需從他的稱謂上說起，從“五少爺”這個稱呼上我們可以推知他出身于一個封建大家庭，在他的身上明顯存在著紈绔子弟的某些生活習氣，小說中寫他“這人每天總在茶館里度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整天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作者安排他的出現可謂是巧妙，在為數不多的幾個茶客中，他是第一個出現在華老拴的茶館里的，并是在小說的第三部分，這一部分寫的是一個很家庭范圍的生活片斷，華家全家都聚在廚房里，華小拴吃人血饅頭，以至于駝背五少爺來時無人招呼。同時他又是一個封建沒落的子弟，他雖身上存在著紈绔子弟的生活習氣，喜歡喝茶，但經濟實力已不允許他到檔次高一點的茶館里去，只能到陳設簡陋華家茶館里來，這里的最高待遇僅是“外加一個橄欖”，他就像孔乙己一樣，“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由此可見，這個“駝背五少爺”的稱謂真是以小見大，匠心獨用，也許“駝背”不僅僅是“五少爺”的特點，也是他的家庭在現實社會上的特點。所以還不能把“駝背五少爺”簡單的歸納在麻木愚昧的百姓這一類。

　　正是這一特殊的身份，決定了“駝背五少爺”對夏瑜這些革命黨人的態度。家族的敗落使他對封建王朝心存抱怨，但敢怒不敢言，所以他不像康大叔那樣死心塌地甘做清朝政府鎮壓革命的工具，仇視革命；貴族的出身雖家道破敗但本能的反對革命，所以他又不同于花白胡子和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因愚昧而不理解革命。由于這一形象塑造，使得《藥》這篇小說在反映現實方面更具有廣泛的社會空間，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同時避免了在人物塑造上的簡單化公式化，雖然“駝背五少爺”不是小說的主要人物形象，但作者并不因此而敷衍了事，卻在這一形象上承載了豐富的社會內涵。一個“駝背五少爺”讓讀者領略了文學大師的高超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