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雜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辟深沉。搞清楚這些雜文集命名的含義，對于深刻理解先生雜文是很有意義的。下面就中學教材涉及的雜文集的命名作一介紹。

　　1925年編定的《華蓋集》。關于此雜文集名，先生解釋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先生雜文的鋒芒大多指向反動政府及當時的一些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幫兇的圍攻。先生將此迫害和圍攻比喻成交華蓋運，在調侃中體現了辛辣的諷刺。

　　1926年編定的《墳》。先生說：“過去已經過去，嬸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先生將自己的雜文說成是“糟粕”，當然是謙虛之語，但是對那些反動派及御用文人，“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道出了“墳”這一比喻的內涵。先生又說，“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1928年編定的《而已集》。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這個虛詞“而已”虛中有實，表現出先生強烈的憤慨之情，真可謂“出離憤怒”了。

　　1932年編定的《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有署名“男兒”的文章《文壇上的貳臣傳——魯迅》，惡毒攻擊先生“為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首先列名；所謂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大作講演，昔為百煉鋼，今為繞指柔”等，并以“貳臣”諷刺先生。對此，先生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丑惡面孔。以“二心”作集名，既是針鋒相對的反擊，又是向對方作出宣告：自己將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

　　1934年編定的《南腔北調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發表了署名為“美子”的一篇文章《作家素描》，其中寫到：“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對此，先生反擊道：“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昆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此番話表明了先生不愿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討好主子的無聊文人的品質。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于詼諧之中，寄托了對“美子”之類敵人的嘲諷鄙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