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詩可以說是一種邊緣文體，既具有詩的美質，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國古代，《莊子》或《楚辭》的個別斷片，魏晉南北朝的一些小賦，如《小園賦》、《枯樹賦》之類，約略近之。但是，作為一種完整的文體形式畢竟是從異域移植過來的。中國現(xiàn)代散文詩的產(chǎn)生，從發(fā)表的作品看，當始于１９１８年，基本上與新文學運動同步。一批詩人如劉半農(nóng)、沈尹默、郭沫若等人都曾有過嘗試性寫作，卻十分幼稚。魯迅的《野草》的出現(xiàn)，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魯迅自稱是一個散文式的人，他寫過幾首新詩，確是不押韻的，可是本質上是一個詩人。當他善感的心靈受到觸動，或身在大苦悶中而意欲作詩的突圍時，采用散文詩的形式是適宜的。在寫作資源方面，無庸置疑的是，他接受過尼采和波德萊爾的影響，用他的話說，是攝取了世紀末的果汁。尼采是舊軌道的破壞者，一生與庸人作戰(zhàn)，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德萊爾寫人間罪惡的圣書，沒有尼采似的強者的力，而竟陷入頹唐。兩人在魯迅這里構成一種奇異的結合，他以一個東方人的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吸納了代表日神與酒神兩種完全相悖的原質，使《野草》充滿內在的張力，雖然篇幅有限，卻顯得更博大，更深遂，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魯迅從來視生命為第一義，重視無數(shù)個體生命的保存、充實和發(fā)展。他的小說和雜文，就是面對生命遭到壓迫和殘害所作的抗議性言說。《野草》同樣表現(xiàn)出對生命的極度關注，不同的是更多地從客體返回主體，是作者對于生命的一個自我眷顧與反思。他明白地把世界分為身外和身內兩部分，個體生命于是成了黑暗的承擔者，或竟至于是黑暗本身。《野草》有兩組詞：人與獸，友與仇，愛與不愛，生與死，形與影，夢與醒，過去與未來，等等。它們不可分割地共同構成為一種關系，一種境遇，一種選擇，概括起來就是：絕望與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