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說：魯迅是偉大的，然而談者太眾，以至失了新鮮感；又不能說：我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說些不一樣的。所以，確乎是個困難的話題。然而，一本《吶喊》，薄而沉重，中國的學生們，無論如何算是讀了大半的，年來歲去，誰人讀起開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噓自嘆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聲嘆息，連吐落的第一口氣里都有著疲憊的痕跡，于是他們能夠想到的，有時候惟有魯迅。一個民族文化的著落點，有失便就有重構，倘若說舊文化隳于五四，則新文化的構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說是從《吶喊》而起，這之間，有著總體與個人差異的說法，所公認的，是魯迅作為旗手，舉的標志物明白而輝煌。

　　在自序中，魯迅寫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審慎的態度，得來的回答不夠令人滿意，卻現實功利且無可奈何。

　　一個問題浮現：究竟是誰人的吶喊聲？——關于吶喊者，關于吶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魯迅的身份定位：知識分子否？還是作家？抑或學界同聲呼喚的啟蒙者？最切實際、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們意愿讀懂《吶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內好眼中的魯迅，是個孤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和近似于兒童的、相信純粹的文學的魯迅這種二律背反同時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魯迅形象注定無法單一的歷史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