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選擇學醫，是確知新的醫學對于日本維新有很大助力，想通過學醫，改變中國人“東亞病夫”的狀況，來達到強國的目的。但后來通過“看電影事件”認識到體質弱并不是導致國弱受人欺凌的根本原因，愚昧、麻木才是病根，因此“棄醫從文”，希望通過提倡新文藝，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來達到富國強民，改變落后面貌。

　　如果說出國前魯迅多次的人生選擇多是被迫的、無奈的，那么留學日本后，魯迅也經歷了數次人生道路的選擇，則完全把自己的學業和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魯迅先生對自己的奔波表現得極為平淡，用“走出”“又走出”“被拒絕”“到底被拒絕”，較詳敘述的只是從北京到廈門的一次，這表明魯迅先生對個人奔波毫不介意，而對反動政府的迫害則不屑置辯，不以為然。由此可見，在文章樸實平緩的語言之中，包含了先生對民族、國家的摯愛，也有對反動者的氣憤與不恥。“到1926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被政府通緝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魯迅先生卻以輕描淡寫的語氣表達出來，將那種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告密行為說成“說我不好”，重話輕講，充分體現了先生蔑視反動政府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與反動軍警不兩立的堅定立場。而將告密者尊稱為“學者”，則不無調侃嘲弄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