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圣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于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并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