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說:魯迅是偉大的,然而談者太眾,以至失了新鮮感;又不能說:我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說些不一樣的。所以,確乎是個困難的話題。然而,一本《吶喊》,薄而沉重,中國的學生們,無論如何算是讀了大半的,年來歲去,誰人讀起開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噓自嘆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聲嘆息,連吐落的第一口氣里都有著疲憊的痕跡,于是他們能夠想到的,有時候惟有魯迅。一個民族文化的著落點,有失便就有重構,倘若說舊文化隳于五四,則新文化的構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說是從《吶喊》而起,這之間,有著總體與個人差異的說法,所公認的,是魯迅作為旗手,舉的標志物明白而輝煌。
在自序中,魯迅寫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審慎的態度,得來的回答不夠令人滿意,卻現實功利且無可奈何。
一個問題浮現:究竟是誰人的吶喊聲?——關于吶喊者,關于吶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魯迅的身份定位:知識分子否?還是作家?抑或學界同聲呼喚的啟蒙者?最切實際、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們意愿讀懂《吶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內好眼中的魯迅,是個孤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和近似于兒童的、相信純粹的文學的魯迅這種二律背反同時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魯迅形象注定無法單一的歷史文化定位。
本文來源:http://www.nvnqwx.com/wenxue/luxun/3819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