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于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雇員，竟也常常慨然長嘆，或者說這很不便于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并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后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后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上不準注陰歷，卻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后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