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魯迅先生的《野草》開創了現代文學中象征主義道路，啟示人們要把個人的詩情與整個時代的斗爭緊密聯系起來，下文是小編收集的《野草》的相關內容，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馮Y·S·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野草》的英文譯本，并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于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仇》第一篇，又因為驚異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于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眾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馳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當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后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于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為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里結束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魯迅《野草》創作背景

　　文化背景

　　《野草》是一部充滿著象征主義的散文詩集，象征主義作為一個自覺的文藝流派運動是從19世紀80年代法國作家讓·莫瑞阿斯在《費加羅報》發表《象征主義宣言》時開始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20年代形成一個具有較大影響的世界范圍的現代派文藝運動 。散文詩在新詩革命初期就開始有人創作，1918年到1923年，初期白話詩人劉半農，在創作新詩的同時，寫了《曉》 《餓》《雨》《靜》《墨蘭的海洋深處》等散文詩篇;新詩奠基者郭沫若于1920年12月20日，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用“我的散文詩”為總題，發表了《冬》《她與他》《女尸》《大地的號》四首短小的散文詩作品;在此前后，從1918年到1924年，《新青年》《晨報副刊》《小說月報》《文學旬刊》《文學周報》《學燈》《覺悟》《語絲》等刊物上，陸續發表了劉半農、沈穎、周作人、兩諦(鄭振鐸)、沈性仁、張定璜、蘇兆龍等人翻澤的屠格涅夫、波德萊爾的散文詩，有的刊物還專門發表了介紹和討論散文詩的文章。作者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陸續發表了23篇散文詩，編成《野草》。

　　時代背景

　　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時局動蕩不安，軍閥混戰，段祺瑞政府把持了北京的政權后，中國陷入了五四運動之后最黑暗的時期。軍閥政府“既摧殘全國學生工人爭取自由運動，慘殺無辜。又主使川湘桂粵東南東北數次戰爭，擾害閭閻。”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了逆轉和挫折，《新青年》團體散掉后，魯迅有種在沙漠中孤軍奮戰的感覺。他把自己描寫成在舊戰場上徘徊的余零兵卒，找不到目標和意義。而與周作人的失和以至決裂，使魯迅極力維持的完整的家的概念不復存在，魯迅精神家園最后的整合的依托四分五裂，再者，女師大事件也給魯迅情緒帶來很大的影響，作者魯迅為了記述這一過程，創作了一系列反映軍閥混戰及內心苦悶的散文詩。

　　創作過程

　　這部詩集所收的23篇散文詩，作于1924年至1926年北洋軍閥統治下的

　　北京。作者魯迅在1932年回憶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1926年4月10日寫完《一覺》后不久，作者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廈門，當魯迅從廈門赴廣州時，途中有一封致北新書局李小峰的信，其中提到：“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到達廣州以后，魯迅忙于種種，整理《野草》舊稿之事暫時擱置，直到“四·一五”政變之后，魯迅脫離了中山大學，感到“現在無話可說”，而又不便馬上離開廣州，于是著手整理舊稿，首先從事的就是《野草》，于1927年4月26日寫出《題辭》，28日將全稿寄北京李小峰，當年七月，《野草》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題辭》載于《野草》單行本卷首，《題辭》在詩集最初六次印刷時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書局印第七版時被國*黨書報檢查機關抽去，1941年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魯迅三十年集》時才重新收入;詩集中的《英文譯本序》，是應英文本《野草》的譯者馮余聲之請而寫的，據《魯迅日記》1932年11月2日載：“得馮余聲信，即覆。”11月6日：“與馮余聲信，并英文譯本《野草》小序一篇，往日照像兩枚。”英譯本原擬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但稍后毀于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戰火，未能印行，在1941年時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