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論文、散文、翻譯作品，對五四運動后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下文是有關他的《二心集》雜文集中的《知難行難》原文，我們一起學習吧。

　　知難行難〔1〕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2〕，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3〕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4〕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并不談什么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后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6〕”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么。

　　為什么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并無“國民政府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8〕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沈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于“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頭》第一期，署名佩韋。

　　〔2〕“偃武修文”語見《尚書·武成》。

　　〔3〕“治國平天下”語出《禮記·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清帝溥儀(宣統)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當時訂立的優待皇室條件，仍留居故宮。關于胡適見溥儀的事，見《努力周報》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載胡適的《宣統與胡適》一文。其中說：“陽歷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

　　〔5〕溥儀于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進駐北京后，即被趕出清宮，搬進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間把他從天津送往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時，他充當“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稱“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政學系政客。一九二一年與胡適同辦《努力周報》，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孫傳芳任命為淞滬商埠總辦，后又投靠蔣*石。

　　〔7〕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等職。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學學潮被蔣*石召見時，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拘押，同年十二月獲釋。

　　〔8〕“知難行易”是孫中山提倡的一種學說，見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寫的《孫文學說》之中。這一學說認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中的畏難退縮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謂“先知先覺”者的個人作用。后來蔣*石等人利用這一學說，作為他們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學論據。《新月》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九年六月)轉載了胡適所作的題為《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批評“知難行易”學說，提出所謂“專家政治”的主張，要蔣*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聲言“此說(按指‘知難行易’)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當時胡適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參加蔣*石政府。

　　〔9〕羅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員。曾留學美國。他寫的《沈陽事件》，是評論九一八事變的小冊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圖書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