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駱駝祥子》講述了舊中國車夫祥子的故事，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的黑暗腐敗與人民的悲慘命運。

《駱駝祥子》：沒有完成的構(gòu)思——文本細讀及文化社會學分析

　　內(nèi)容提要：《駱駝祥子》是一部沒有完成的作品。老舍原計劃將1929年轟動全國的“北平洋車夫暴亂”事件寫進小說，阮明和祥子將在這場大規(guī)模的群眾斗爭中有所表現(xiàn)。當《駱駝祥子》創(chuàng)作到第23章時，老舍突然改變了構(gòu)思，草草結(jié)束了小說。老舍改變構(gòu)思的原因與《黑白李》可能受到的批評有關(guān)。

　　主題詞：《駱駝祥子》 “高呼革命” 《黑白李》 北平洋車夫暴亂事件

　　一

　　《駱駝祥子》是老舍的長篇小說代表作，創(chuàng)作于1936年7月，同年9月開始在《宇宙風》連載，1937年10月續(xù)完，每期發(fā)表2章，共24章。

　　這是老舍遂了“作職業(yè)寫家的心意”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作品。

　　這部小說雖然以連載的形式發(fā)表，但作家動筆之前已胸有成竹。他曾說道：“我所要觀察的不僅是車夫的一點點的浮現(xiàn)在衣冠上的、表現(xiàn)在言語與姿態(tài)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車夫的內(nèi)心狀態(tài)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么樣子。車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與生命上的根據(jù)。我必須找到這個根源，才能寫出個勞苦社會。”作品還沒有連載完，他便情不自禁地透露：“這(將)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滿意的作品。” i

　　然而，凡讀過這本小說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作家并沒有圓滿地完成構(gòu)思，作品中預先埋設的“草蛇灰線”，在最后兩章(段)中竟嘎然中斷;祥子的性格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臨界點，卻突然走向了反面。整部作品給人留下這么個奇怪的印象：好比觀看體育比賽，一位領(lǐng)先的長跑運動員，大汗淋漓地跑到了終點線前，裁判卻讓他向后轉(zhuǎn)!

　　1945年，老舍承認：“收尾收得太慌了一點”，“事實上，我應當多寫兩三段才能從容不迫的剎住”ii。

　　“收尾”的一章(第24章)再加上預定構(gòu)思中的三章，小說至少應該寫到27章。也就是說，刪減的或壓縮的部分占這部小說的七分之一強，《駱駝祥子》每章約6000字，也就是說，這部小說比預定構(gòu)思壓縮或刪減了近20000字。

　　1950年，老舍再次談到這部小說，他坦言《駱駝祥子》的創(chuàng)作受到革命文學的影響，立意“積極的描寫受壓迫的人”，想“高呼革命”，但為了能“使作品偷渡過檢查的稅卡子”，故不得不把思想“掩護”了起來，“這必不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潛伏在故事下面的真義的人覺得不痛快，不過癮。譏我為“要吃又怕燙嘴”;使看不到那么深的人覺得莫名其妙。iii”

　　“莫名奇妙”，是讀者們當年的反映;“要吃又怕燙嘴”，是作者當年的內(nèi)心苦衷;而“猜透”小說情節(jié)外殼下面隱藏的“真義”，則是我們研究者的責任。

　　金圣嘆說得好：“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只有把握了老舍當年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才能探討他為什么匆忙結(jié)束小說的真實原因。

　　二

　　在老舍的最初構(gòu)思中，《駱駝祥子》是否有“高呼革命”的意圖呢?有!

　　首先，作家當時的思想狀況已經(jīng)達到了這個境界：

　　1930年，老舍繞道新加坡返國后，“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產(chǎn)生了強烈的革命欲望，《小坡的生日》(1931年)充滿對東方革命前途的憧憬;然而，返國后不久的所見所聞，粉碎了他的幻想，他一度陷入悲觀之中，《貓城記》(1932年)便是他此期思想的真實反映。

　　從《小坡的生日》到《貓城記》，老舍的思想完成了一輪痛苦的螺旋，從盲目的樂觀轉(zhuǎn)向深沉的思索;他開始向社會政治主潮靠攏，也開始接近革命文學運動。在這螺旋上升的半環(huán)上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點，那便是《大明湖》(1931年8月)，這部作品取材于1928年震驚世界的濟南“五三慘案”iv。從自身經(jīng)歷之外的社會生活中攫取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素材，對老舍來說，這是第一次;試圖表現(xiàn)重大政治事件，也是第一次;試圖正面描寫共產(chǎn)黨的活動，更是第一次。

　　《大明湖》原稿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被焚毀。兩年后，老舍憑著記憶，把其中的部分章節(jié)抽出來提煉為《黑白李》(1934年)另行發(fā)表。這部作品明顯地帶有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此時，他的思想超越了《貓城記》，又開始了新的螺旋。《駱駝祥子》便是新的螺旋期的代表作。

　　其次，作家對《駱駝祥子》主角的性格特征、活動空間和活動時間諸方面的精心設計，顯示出“高呼革命”的意圖。

　　小說的主角祥子是個農(nóng)村青年，這個構(gòu)思耐人尋味。

　　老舍非常熟悉北京洋車夫的生活，他的親戚朋友中有不少人是這行當中人，他可以隨便從他們中間挑選一個，或者揉合幾個來充當小說的主角。然而，他卻偏偏不用他們，充分表現(xiàn)出此期他對北京市民階層的道德觀念、精神和生理狀況徹底失望的心情。在《貓城記》中他曾對市民階層的道德觀念進行過殘酷的嘲笑：“處處是疑心，藐小，自利，殘忍。沒有一點誠實，大量，義氣，慷慨!”在《離婚》中他對市民階層的精神和生理狀態(tài)曾極而言之地評價道：“北京除了風沒有硬東西!”他要“高呼革命”，這些人物顯然不是合適的對象。

　　可以設想，老舍如果想在這部作品中表現(xiàn)重大主題，他需要找一個沒有受過腐朽的市民文化浸染的“硬漢”——“地獄里的好鬼”，來承擔重任。

　　祥子便是老舍所設計的這類無論從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堪稱“硬漢”的角色。祥子 “生長在鄉(xiāng)間，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里來”，沒有受過市民文化的毒害;他在城里“沒有父母親戚，沒有任何財產(chǎn)”，是一個徹底的無產(chǎn)者;他“帶著鄉(xiāng)間小伙子的足壯與誠實”;他“要強”、“豪橫”、“硬氣”;他沒有“一般洋車夫的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的惡習”。祥子所具備的這些品質(zhì)都是作家在當時的市民階層所沒有看到的。

　　老舍把祥子這個“硬漢”放在北京，放在無比熱愛又無限憎恨的北京市民文化與市民社會中，目的僅僅是通過他“寫出個勞苦社會”，還是企圖讓他另有作為，這是需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如果只是想“寫出個勞苦社會”，作家犯不著特意設計祥子這樣的人物，有二強子一家人就夠了，從這一家人的境遇就可以活畫出“地獄是什么樣子”。然而，這樣的主題并不符合作家此時的思想狀況，《貓城記》已經(jīng)活畫出一個人間地獄了，《月牙兒》幾乎令讀者不忍終卷。老舍沒有必要不斷地重復自己。

　　最為重要的是，老舍精心地為祥子選擇了一個充滿了重大歷史事件的時間段。

　　老舍曾自述，創(chuàng)作前他曾用了半年時間，“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這是一個非常奇怪也非常重要的表述，老舍還需要去了解洋車夫嗎?洋車夫的生活，洋車夫的語言，洋車夫的行會幫派，早就存在于他的童年和少年記憶中。老舍所搜集說“材料”，不會只是這些，他還要為祥子的歸宿尋找一個適當?shù)臅r間段，讓他風云際會，絕路逢生。

　　作家曾自述云：《駱駝祥子》是把“把事件打亂”來寫的v。因而，作品中看不出明確的年代標記。許多研究者都是從作品中作為背景出現(xiàn)的“亂兵”(軍閥混戰(zhàn))、“故都”(北京改稱北平)等歷史事件，推測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應是北洋軍閥統(tǒng)治后期或國民黨統(tǒng)治的前期。然而，他們都忽略了作品最后一章中阮明因組織洋車夫被捕殺的事件，這是非常令人納悶的。

　　作品最后一章中，寫到祥子出賣阮明，導致后者被捕殺。盡管作家沒有展開來描寫，但如此重要的情節(jié)，絕不會沒有歷史依據(jù)——

　　據(jù)《申報》和《民國日報》：1929年10月22日，北平發(fā)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市總工會部分領(lǐng)導人組織萬余名洋車夫及市政工人“暴亂”，砸毀電車多輛，被拘捕者千余人，被驅(qū)逐者800余人，被槍決者4人。vi

　　嚴格地說，“亂兵”、“故都”和“暴亂”三件歷史大事中，在作品中明確可考且具有結(jié)構(gòu)意義的是第三件，即洋車夫“暴亂”事件。隨便提一句，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xiàn)實主義》vii一文中對作品反映的年代的把握是準確的，但他沒有將洋車夫“暴動”的歷史事件納入視野;而孫永志《〈駱駝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證》viii認為作品反映的年代應為1928年春至1931年秋，則完全把洋車夫“暴亂”當成了小說的虛構(gòu)。

　　老舍為祥子挑選的這個時間段最耐人尋味：第一，其間有著這么多的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洋車夫“暴亂”事件，不就是為祥子所準備的嗎?第二，其間老舍完全缺席，從1924年到1930年他全在國外，也就是說，他對這段時期北京洋車夫的思想動態(tài)及有組織的活動并不了解，他需要補課。老舍自述“搜集材料”，就是為了彌補缺席期而作的案頭工夫。

　　綜上所述，老舍讓祥子擔當主角，是因為他在周圍的人群中沒有發(fā)現(xiàn)適合“革命”的性格類型;老舍把祥子放在北京，讓他承受各種外來的打擊，直到物質(zhì)和精神上都一無所恃，以完成“革命”前的一切準備;然后，為他挑選一個最合適的歷史舞臺，讓這個“地獄里的好鬼”參與“暴亂”，去“高呼革命”。

　　我們認為，老舍創(chuàng)作《駱駝祥子》時企圖“高呼革命”的表白是可信的。

　　三

　　老舍企圖通過祥子表現(xiàn)重大的社會主題，“高呼革命”。那么，他在創(chuàng)作中所要做的，便是為祥子設計種種挫折，剝奪他可以賴以為生的所有“資本”，粉碎他獨善其身的道德觀念，摧毀他企圖依賴個人力量生存的全部奢望，最后，逼他走向革命。

　　研究者們所注意到的，大都是“最后”之前的祥子，也就是作家如何按照“生活與生命上的根據(jù)”來塑造人物的創(chuàng)作特點，而忽略了這僅是作品高潮之前的鋪墊。

　　事實上，這個創(chuàng)作特點并不始于《駱駝祥子》的創(chuàng)作，老舍從英國歸來后，已經(jīng)從理論上達到了這個認識。1930年，他在《齊大月刊》上發(fā)表了《論創(chuàng)作》，其中寫道：

　　“我們不許再麻木下去，我們且少掀兩回《說文解字》，而去看看社會，看看民間，看看槍炮一天打殺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戲。看生命，領(lǐng)略生命，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靈的感應，這個感應便是生命的呼聲。看，看別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覺;這樣便有了創(chuàng)作的訓練。”

　　也許我們可以說，如果把“看生命，領(lǐng)略生命，解釋生命”作為三個標準來衡量老舍的創(chuàng)作，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停留在“看生命”或“領(lǐng)略生命”的階段;而“解釋生命”，則是從這時開始的。

　　“解釋生命”中所具有的新因素是“性”的觀照和表現(xiàn)。老舍以前“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怎樣寫〈二馬〉》)，在《大明湖》創(chuàng)作階段，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重大發(fā)跡，他說：“我故意的提出幾個窮男女，說說他們的苦處與需求”，“痛快著一點來說，我寫的是性欲問題。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窮的母女兩個。母親受著性欲與窮困的兩重壓迫，而扔下了女兒不再管。她交結(jié)過好幾個男人，全沒有所謂浪漫故事中的追求與迷戀，而是直截了當?shù)闹v肉與錢的獲得。”(《我怎樣寫〈大明湖〉》)

　　“性欲與窮困的兩重壓迫”，是老舍站在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立場上對舊中國“三座大山”摧殘人性的具象的理解，也是他的“解釋生命”理論中的兩個互為依存的要素。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老舍此期的新的藝術(shù)傾向，是把握老舍小說創(chuàng)作心理演進的一個重要依據(jù)。稍早于《駱駝祥子》的長短篇小說《離婚》《陽光》《柳屯的》《熱包子》《也是三角》《犧牲》《大明湖》《月牙兒》都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了這個新的創(chuàng)作特色。

　　《駱駝祥子》的人物塑造也是建立在“解釋生命”這個基點上。老舍在《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中寫得非常清楚： “一個車夫也應當和別人一樣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問題。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兒女。對這些問題，他怎樣解決呢?他是否能解決呢?”

　　祥子的“志愿”是買車，寫到虎妞死亡時已告破滅(第20章);祥子“性欲”的解決途徑，當他主動迎合夏太太的誘惑時已經(jīng)異化(第21章);祥子的“家庭和兒女”的夢想，被小福子的死亡擊得粉碎(第23章)。至此，老舍已完成了對祥子“生命”的解釋——

　　看著一條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邊等著吃點皮和須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這條狗一樣，一天的動作只為撿些白薯皮和須子吃。將就著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無須乎想了。

　　如果說老舍的最初構(gòu)思只是為了畫出一個“地獄”來，他的愿望已經(jīng)圓滿完成。事實上，許多研究者的目光都止于此處，一切有關(guān)“現(xiàn)實主義深化”、“勞動者的贊歌”之類的評語都立足于以上篇章的分析。

　　1954年《駱駝祥子》修訂再版，老舍刪除了從以下引文開始的一章半的內(nèi)容：

　　“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xiàn)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qū)逐到野獸去。祥子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殺了人，他也不負什么責任。”

　　這段引文在初版中具有明顯的承上接下作用，不僅具有結(jié)構(gòu)上的意義，而且隱含著對上文的總結(jié)及下文的提示：“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是對祥子墮落歷程的總結(jié)，揭示了黑暗社會吃人的罪惡本質(zhì);“就是殺了人，他也不負什么責任”，是對祥子未來行為的提示，預示祥子將來任何的“過激”行為，都是社會逼迫的結(jié)果，可以也應該得到原諒。

　　然而，作品的第24章卻筆鋒一轉(zhuǎn)，寫出祥子出賣同志，出賣革命，向偵探密告工人運動的組織者，直接導致其被捕殺。作家甚至套用魯迅10余年前《阿Q正傳》“大團圓”的結(jié)局，寫出一幅萬人空巷觀賞行刑的場面，從“革命文學”返回到“改造國民性”的老路上，思想又倒退了“好幾丈”。《駱駝祥子》由“黑地獄”變成了 “叛徒外傳”;祥子由“地獄里的好鬼”變成了地獄里的惡煞!

　　顯然，這樣的結(jié)局不符合老舍當時的思想狀況，也背離了祥子的性格邏輯。

　　研究者們并非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然而，他們在論及祥子形象時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作品的第24章，脫離文本而去尋找其它的解釋。

　　樊駿的《論〈駱駝祥子〉的現(xiàn)實主義》便抹掉了祥子“出賣人命”的情節(jié)，他提出應特別重視老舍此期“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的思想，認為：“這里涉及的是一個思想立場上的重要變化。應該說，只有經(jīng)過這樣的變化，才可能寫出《駱駝祥子》。”并以此論斷作品“具有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的特色”。

　　“窮人的狡猾”能否承載得起作品文本，能否承載得起如此的評價呢?

　　且看老舍在《事實的運用》對“妓女的狡猾”的分析：

　　“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義，是最要緊的。把事實只當作事實看，那么見了妓女便只見了爭風吃醋，或虛情假義，如蝴蝶鴛鴦派作品中所報告者。由妓女的虛情假義而看到社會的罪惡，便深進了一層;妓女的狡猾應由整個社會負責任，這便有了些意義。”

　　老舍說得很清楚，從“妓女的狡猾”而透視到“社會的罪惡”再認識到“應由整個社會負責任”，只是“有了些意義”。況且，“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遠遠比不上“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之類熟語所具有的民主主義思想。如果正視而不回避小說第24章中祥子“出賣人命”的情節(jié)，這種“窮人的狡猾”是否“正義”，是否該得到“具有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特色”的評價，也許應該另當別論!

　　我們認為，小說寫到第23章后半至第24章時，由于某種原因，作家突然改變了向“革命文學”靠攏的初衷，壓縮和改變了計劃中的情節(jié)內(nèi)容，匆忙結(jié)束了小說，導致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產(chǎn)生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