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不足百字的室銘，含而不露地表現了作者安貧樂道、潔身自好的高雅志趣和不與世事沉浮的獨立人格。它向人們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盡管居室簡陋、物質匱乏，但只要居室主人品德高尚、生活充實，那就會滿屋生香，處處可見雅趣逸志，自有一種超越物質的神奇精神力量。

　　有人認為，劉禹錫寫此文時已是貶謫生活的后期，心情比較穩定，追求安樂恬淡的生活，同時文中又有讀佛經的內容，所以銘文流露了一種避世消閑的消極成分。

　　對此應從兩方面分析：當社會處于黑暗時期，文人官吏們有兩個出路，一是與腐朽勢力同流合污、自甘墮落。一是退一步，如孟子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保持自己的浩然正氣和獨立人格。相比之下，后者更值得肯定，劉禹錫選擇的就是這一條路。同時，人的生活是復雜的，有張有弛，不能一味劍拔弩張，而有時也要休息娛樂。因此，不能簡單地批評閑情逸致。另一方面，銘文中也反映了作者的宏偉抱負，他引用諸葛廬和子云亭是有其特殊含義的，諸葛亮是政治家，揚雄是文學家，這也是作者一生的兩大理想，早年他在革新中急流勇進、雄心勃勃;貶謫后他就涉足文壇，最后終手以文學家名世。因此，文中還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內。

　　本文在寫作上的特點是巧妙地運用比興手法，含蓄地表達主題，開頭四句既是比，又是興，言山水引出陋室，言仙、龍引出德馨，言名、靈暗喻陋室不陋。用諸葛廬、子云亭類比陋室，表達了作者政治、文學的兩大理想，最后引孔子的話作結又暗含“君子居之”的深意。其次，大量運用了排比、對偶的修辭手法，排比句能造成一種磅礴的文勢，如開頭幾句排比，使全篇文氣暢通，確立了一種駢體文的格局。對偶句易形成內容的起伏跌宕，如中間的六句對偶，既有描寫又有敘述，言簡意豐，節奏感強。文章還運用了代稱、引言等修辭手法。

　　總之，這是一篇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的佳作，所以能傳誦不衰，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