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柳宗元傳記散文的特點

　　柳宗元是中唐時期杰出的文學家，其傳記散文突破了史傳成法，為中唐后的傳記文發展開辟了新道路。

　　一、柳宗元傳記散文的概況

　　柳宗元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創作了大量的詩文辭賦，其文學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僅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山水游記，還寫出一些別具特色的傳記文，為中唐后的傳記文發展開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寫的碑、行狀、墓志等帶有傳記性質文章都歸入傳記文學，將近有六十多篇。這些傳記依據題目形式和內容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明確標記“傳”的文章，如《郭橐駝傳》、《宋清傳》等;另一類不明確標記“傳”，卻有鮮明傳記性質的文章，如《段太尉軼事狀》、《捕蛇者說》等。

　　二、柳宗元傳記散文在內容上的特點

　　柳宗元的傳記文繼承了司馬遷人物傳記文《史記》的“真實性和思想性的統一”傳統，在其中摻入了自己的褒貶態度，“借傳言志”并“以傳明道”。

　　1、借傳以言志

　　柳宗元以傳記言己之志，可從他所做傳記文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內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據所居地可分為三時期：長安時期、永州時期、柳州時期。其傳記文也可依此分為三階段：《郭橐駝傳》和《梓人傳》作于長安時期;《宋清傳》、《李赤傳》等作于永州時期;《童區寄傳》則作于柳州時期。

　　柳宗元居長安時期，在朝為官春風得意，銳意改革，關心國家政治，故寫《梓人傳》和《種樹郭橐駝傳》來表達其吏治理想。《梓人傳》中將木匠統籌規劃的方法聯想到宰相治國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1]。《郭橐駝傳》則以種樹之理喻為官治國之理，文中所說“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等，表明為官治國應順應百姓需要，滿足后者的勞作規律，不繁政擾民以達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傳以明道

　　柳宗元對傳記散文上的發展體現在“借傳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領古文運動時的一大綱領。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2]。到《寄許京兆孟容書》提到“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3]，及《時令論》中“圣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可見他的“道”即為輔時及物，匡世濟民的理想。他通過以下兩方面來表達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惡”來宣揚他輔時及物，匡世濟民之道。如《郭橐駝傳》表面寫種樹實際寫為官治國應政令繁簡，實則暗諷當時統治者的繁令擾民;《捕蛇者說》則血淋淋地揭露統治者的殘酷剝削;《河間傳》更通過一個受到迫害的賢良淑惠的純潔姑娘的悲慘遭遇來批判當時混亂不堪的社會風氣;通過寓言形式來揭露當時貪官污吏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形象。這些傳記都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上至揭露統治者的殘酷統治，下至批判民風不純。這些須得極大的勇氣寫出的文章，歸功于他對“道”的堅持。正如他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所說：“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懼尤大也”、“道茍直，雖死不可回也”[5]。

　　三、柳宗元傳記散文在藝術上的特點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為傳記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傳記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來描寫歷史現狀，但柳宗元卻將傳記文從史實中解放出來，將傳記文提高到與詩詞賦等高的文學地位。柳的傳記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學性，主要表現在虛實結合和小說化傾向兩方面。

　　1、虛實結合的藝術手法

　　傳記文學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實，但柳的傳記文卻不乏虛構成分，這些虛構成分不但沒有給文章減色，反而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如其在內容上的虛構：《郭橐駝傳》中虛擬出作者與郭橐駝的對話，來引出養民與種樹相通的道理，這種以實帶虛的方式恰好點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傳》中柳引入虛擬的“鬼神”到傳記文中，借用李赤迷戀“廁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會以丑為美，自甘墮落的'氛圍，并進一步批判培育這種不良觀念的社會大環境。另外，其傳記文在藝術構思上也偏于虛構，如中即是用先虛后實的表現手法，以虛擬蟲子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寫人的實。

　　2、小說化傾向

　　柳宗元傳記文小說化傾向也是其具有文學色彩的一個重要表現。他的小說化傾向表現在善于利用矛盾沖突來展現人物形象。《童區寄傳》中在寫到區寄利用盜賊分開之機殺死在睡覺的賊，讀者原以為他可以借此逃脫時，柳宗元文筆一轉，描寫了原先離開的盜賊趕回的情節，讓矛盾沖突陡然緊張。可見其情節矛盾一層緊接著一層，人物性格則不斷在矛盾沖突中展現，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畫圓滿。

　　四、結論

　　綜上來看，柳宗元傳記文的特點在不同時期的其出發點都是關心國家前途命運，即“借傳言志”;其文章表現了柳宗元借傳明道、輔時及物的理想;采用虛實結合的寫作手法更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社會黑暗原貌，給人們以反思警醒;小說化傾向的特點與古文運動的宗旨一脈相承，開辟了傳記文學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