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xiàn)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在文章內(nèi)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nèi)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xiàn)實,“不平則鳴”,富于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

　　由于政治見解與個人經(jīng)歷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屬于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于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沒有韓愈那么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diào)“文”與“道”的關系.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xiàn)實,經(jīng)世致用.

　　基于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駢文持批判態(tài)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夸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谷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diào)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于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