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一、對古文運動的貢獻與散文創作實績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的貢獻是與韓愈連在一起的，他們在散文創作上有著眾多的開拓，這里概述最主要的兩個方面。

　　一是在勇于創新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學規范。韓、柳在文學觀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筆”之分，把散文引入了雜文學的發展路途。從辭采來說，韓、柳既一致反對“繡繪雕琢”、“類乎俳優者之詞”的駢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盡量吸收駢文的優長，用不少整齊有力的四字句夾雜于散體文句之間，造成長短錯落、音調鏗鏘的聲情效果，“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韓愈《送權秀才序》)。就柳宗元來說，他力主博采眾長而自鑄偉詞，在寫作時“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對遣詞造句和文勢的營造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并對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質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復杜溫夫書》)，其主要目的乃在于嚴格語言文辭的使用標準，避免歧義。

　　二是將濃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強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藝術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學境地。讀韓、柳的散文，會感到一股股迎面撲來情感浪潮，會感到令人神搖魄動的鮮活靈魂和生命力。具體來說，柳宗元文如崇山峻嶺，簡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書信，充溢著椎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記，滲透了人與自然的親和之情;他的不少論說文則具有“筆筆鋒刃，無堅不摧”的特點，令人讀來，如親眼目睹他“雋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韓愈《柳子厚墓志銘》)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領略到很強的藝術之美。

　　總之，唐代散文到了韓、柳這里，可以說是豎起了一道明確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蒼白，較少感染力;至韓、柳而面目為之一變，于渾厚堅實中寓有一氣貫注的精神氣脈和情感力量，展現出異常鮮明的個性特征。

　　柳宗元一生置身偏遠貶所，他從別一角度冷靜地思考著各類哲學、政治、社會、人生問題，寫出了《貞符》、《封建論》、《時令論》、《斷刑論》、《天說》等一系列哲學論文。也寫出一批閃耀著思想火花而又意味雋永的短篇雜文，他的雜文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正話反說，借問答體抒發自己被貶被棄的一懷幽憤，如《答問》、《起廢答》、《愚溪對》等。二是巧借形似之物，挾擊政敵和現實，如《罵尸蟲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斬曲幾文》等。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結構短小而極富哲理意味，如《三戒》、《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黔之驢》等。柳宗元的傳記文與抒情文也頗有佳者，如《捕蛇者說》、《段太慰逸事狀》、《童區寄傳》、《祭呂衡州溫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