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散文是文學史上寶貴的文化財富，常運用虛實結合，使散文意趣橫生。下面是小編分享的柳宗元散文的藝術境界，歡迎大家閱讀。

　　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創性的藝術成就，第一，是在傳記散文方面，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從而突破了我國正史傳記和非正史傳記不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的舊傳統。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創造天人合一的意境，從而開創了我國文學史上自然美與天人合一哲學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

　　柳文兩大藝術創獲的思想根源，是柳宗元由于對人和自然的深刻體認，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惡論和天人二分論的思想束縛，而轉變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為特征的性善論、天人合一論的思想系統。

　　柳宗元傳記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藝術成就，與韓愈的抒情性議論散文及傳記散文，代表著中唐古文運動的最高藝術成就。

　　一、史傳傳統的重大突破：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

　　我國的正史傳記，作為人物傳記散文的大宗，沒有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的傳統。只有少數行為卓越的平民百姓，如農民起義領袖、俠客、烈女、孝子等，才有可能進入正史傳記，如《史記》的《陳涉世家》、《游俠列傳》，《后漢書》的《列女傳》等。由司馬遷、范曄所開創的傳例，在人類歷史上，具有積極的、不朽的意義。但是，構成廣大人間的普通平民百姓，仍不能進入正史傳記。顯然，非正史的人物傳記，包括文學家創作的人物傳記，應當彌補此一缺失。我國非正史的人物傳記，作為正史傳記的輔翼，也沒有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的傳統。(我國非正史的人物傳記，始于西漢劉向所著《列女傳》、《列士傳》等，盛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隋書》卷33《經籍志二》：“部而類之，謂之雜傳”。共著錄219部，l503卷。)柳宗元乃是我國歷史上為普通平民百姓立傳的第一人。

　　柳宗元創作了一系列平民百姓傳記，包括：

　　(1)《宋清傳》。傳主是長安藥商宋清。宋《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引宋韓醇曰：“公此文在謫永州后作。”①

　　(2)《種樹郭橐駝傳》。傳主是長安農民郭橐駝。作年不詳。

　　(3)《梓人傳》。傳主是長安工匠楊潛。作年不詳。

　　(4)《馬室女雷五葬志》。志主是永州寒儒之女馬雷五。《志》云：“葬永州東郭東里”，又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是作于永州。據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墓志銘》條，葬志是墓志之一種，即始于柳宗元此《志》。葬志亦是傳記散文，如柳宗元此《志》及明歸有光《寒花葬志》。

　　(5)《捕蛇者說》。述永州農民蔣氏。前揭宋百家注引韓醇曰：“公謫永州時作”。此文主體部份為傳記散文性質。

　　(6)《童區寄傳》。傳主是柳州農家少年區寄。韓醇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

　　(7)《饒娥碑》。碑主是饒州漁家女饒娥。章士釗《柳文指要》上卷5云：“非子厚作也。”但無確證。《文體明辨·碑文》條：“碑之體主于敘事。”亦為傳記散文。

　　(8)《河問傳》。傳主是河間一位賣酒的婦女。清何焯云：“大字本不載此篇。”②大字本即南宋鄭定《重校添注音辯唐柳先生集》。但是南宋世彩堂《河東先生集》、宋乾道永州郡庠刻《柳柳州集外集》等宋本，則俱收入此篇。其真偽不妨存疑。

　　上述八篇傳記散文的主人公，計農民四人，工匠、商人、寒儒之女、市井婦女各一人，全是平民百姓。其中除饒娥一人為孝女，夠得上正史列女傳的傳統標準(《新唐書》卷l30《列女傳》有《饒娥傳》)，其他七人都不具有夠得上史傳傳統標準的卓行。柳宗元所創作的這一系列平民百姓傳記，乃是對我國史傳傳統的重大突破。顧炎武《日知錄》卷l9《古人不為人立傳》條云：“列傳之名，始于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于東方朔作《烏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為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六篇：《宋清》、《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探其一事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蝜蝂、毛穎，則戲之耳，而謂之‘傳’。

　　蓋此于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亭林所論是否完全恰當(如“自宋以后乃有為人立傳者”)，是否合符亭林自己所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精神(如“微者而謂之傳”)，此可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亭林實際指出柳宗元和韓愈“為人立傳”，具有三點歷史意義：第一，柳宗元韓愈為“微者”“之輩”即普通平民百姓立傳，突破了不為“微者”“之輩”立傳的史傳傳統。第二，柳宗元“不當史任”而“為人立傳”，突破了“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的史職傳統。第三，柳宗元開創了宋以后自由立傳的新傳統。這里應當說明，韓愈雖然作有《圬者王承福傳》，但其平民百姓傳記僅此一篇，而柳宗元則有一系列平民百姓傳記，所以韓柳同開此風氣之先，但真正為平民百姓立傳的第一人是柳宗元。梁啟超說：“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若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④任公此言體現了近代民主觀念，但是未能顧及為平民百姓立傳始于唐代柳宗元的歷史事實，則未必完全恰當。

　　柳宗元平民百姓傳記的首要意義，是揭示人性善的本質：同情心、自由心和人的尊嚴。在《宋清傳》中，藥商宋清對一切求藥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而以賒死者千百”。宋清與人為善，救死扶傷不圖報，四十年如一日，乃是同情心的整幅呈現。柳宗元《傳》文稱宋清“執其道不廢”，正是稱贊他實踐人道始終不渝。柳宗元筆下的傳主宋清，無異為“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思想，“率性之謂道”(《中庸》)的人道思想，作了見證人。《傳》又記述山澤藥商“必歸宋清”，長安醫工“咸譽清”，廣大病人“亦皆樂就清求藥”，曾以債券賒藥的“百數十入”，后來“饋遺清者，相屬于戶”，則可見人心向善，人心自有公道，究竟存在于人類的多數。這無數的人，無異為“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烝民》)的人性普遍本善的思想，作了見證人。《宋清傳》表明，人性善是廣大人間尤其民間的真實存在。

　　《饒娥碑》記述“世漁鄱水”的漁家女饒娥，“治絺葛，供女事修整，鄉間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饒娥哭父而死，在今天看來，應當被認為是不理智的事。但是在饒娥自己，對父親生死不渝的孝行，卻不能說是出于外加的理念，而是發自對父親的天然的愛心，和窮苦父女相依為命的生活所培養起來的深情。這正是中國人性論愛心源始于愛親人的思想的實證。所以宗元在《碑》辭中劈頭便說：“生德無類。”表示道德人性是人人具有，而不分階級。這句話，是融合孔子所講“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和“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二語而成，表明柳宗元為平民百姓立傳，乃是以他所深湛體會的儒家人性本著、人性普遍平等思想，作終極依據。《童區寄傳》記述農家少年區寄被賊劫持，將被賣為奴隸，乃奮其智勇殺死二賊，于是大哭道：“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區寄不愿作奴隸的心聲，當下直證酷愛自由是人的本性。孔子說：“人之生也直。”(《論語·雍也》)表示正直而不受壓迫，是人的天性。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也。”(《告子上》)表示維護人的尊嚴的正義心，是人性本質特征之一。正直心、正義心的本體，實為自由心。維護自己或他人的自由，就是正直與正義。。“我不當為僮”的心聲，就此心本身說，是自由心。就反抗邪惡說，即正直心、正義心。區寄冒著生命危險奮勇殺賊，表明人的自由與尊嚴高于一切，是人天生的不可剝奪的本性。

　　平民百姓具有智慧才能，是柳宗元百姓傳記的又一主題意義。《種樹郭橐駝傳》記述長安豐樂鄉農民郭橐駝“業種樹”，“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回答人問說：“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者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所謂舒、平、故、密，屬種樹技術，而順天、致性、不害其長，則是種樹的原理。在郭駝的種樹原理及其技術中，包含著一種智慧，一種哲學，即對植物生命的愛護和對植物本性(生長規律)的尊重與信任。

　　這位農民的智慧，與中國哲學“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彖辭》)、“率性之謂道”(《中庸》)的智慧，是相通的。《梓人傳》記述建筑工匠楊潛“善度材”，善于指揮眾工，“量棟字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日：‘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日：‘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日‘某年某月某日建’。”這段記述，刻劃出工匠的嫻熟技藝，也寫出這位建筑高手的自信、自尊、自豪。《梓人傳》亦是平民百姓智慧才能的生動寫照。宗元的百姓傳記，實際上是為平民百姓爭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

　　平民百姓為生存權利而斗爭，是柳宗元百姓傳記的第三個重要主題。在封建社會里，基本的社會成員是農民。農民的生存權利所受到的危害，來自專制政治以及社會惡勢力。柳宗元在《捕蛇者說》和 《童區寄傳》中，揭露了苛政及惡勢力對農民的殘害，也表現了農民追求生存權利的掙扎與斗爭。《捕蛇者說》搗露了永州農民在王命與悍吏的殘酷壓迫下，紛紛逃亡的悲慘命運。以捕蛇抵賦稅的蔣氏一家三代，則是掙扎在苛政與毒蛇的夾縫中求生存。

　　在這篇散文中，柳宗元援引孔子所說“苛政猛于虎”，發揮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可以說是為農民爭生存權利。《童區寄傳》揭露出桂管地區豪賊劫人賣為奴隸的罪惡現象，與“漢官因以為己利，茍得僮，恣所為不問”關系密切。所以少年區寄奮起反抗劫賣人口，不僅是反抗豪賊，也是反抗縱容包庇豪賊的統治官員。這是表現農民自己為生存權利而斗爭，所以更有意義。

　　柳宗元八篇百姓傳記，有七篇都是從正面揭示人性的善與人民的智慧，只有《河間傳》一篇例外。河間(“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本是一位善良的婦女，由于惡勢力的脅迫引誘，以及自己意志的薄弱，而走向墮落，終至身敗名裂。柳宗元所寫這一悲劇，實際是從反面表明人性善與人的尊嚴至可寶貴。因此，從文本深層意義上說，，《河間傳》仍屬于人性關切這一主題，并且是以人可能變為惡這一意義來豐富了人性主題的內涵。

　　柳宗元八篇百姓傳記，除四篇作年不詳外，《宋清傳》、《馬室女雷五葬志》、《捕蛇者說》、《童區寄傳》四篇，皆作于永州時期和柳州時期，即基本上與柳宗元思想從性惡論轉變為性善淪的后期階段同時。因此，柳宗元確立性善思想與他體認并表現平民百姓性善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

　　柳宗元平民百姓傳記的基本藝術特征，是由人物的行為和直湊單微的言語，刻劃出富于人性、智慧和個性的平民形象。

　　在《宋清傳》中，柳宗元通過宋清對求藥者“皆樂然響應”和“皆與善藥”，刻劃出宋清的勤(敬業)與信(誠信)的商人品格;通過他對“不持錢者，皆與善藥”，“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及“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刻劃出他的人道精神。而宋清斷然駁斥“謂我蚩妄者謬”，斬釘截鐵，不僅表明自己與人為善與別人唯利是圖價值標準根本不同，亦表明自己擇善固執決不為世俗所轉移。這直湊單微的言語，刻劃出他當仁不讓、自尊自信、精明果斷的個性特征。這正是宋清為人四十年如一日的根源之地。于平淡見絢爛，從尋常言語敞亮全幅性情，這是柳宗元傳記散文最凸出的藝術造詣。

　　《童區寄傳》描寫區寄智殺二賊，全部情節，既富有傳奇色彩，又貼切少年特征。其中寫區寄殺死二賊后，“因大號，一墟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大號哭，是傷心、委屈、緊張之后孩子心靈的真實涌現。“不當為僮”，則是酷愛自由不受奴役的人性本質的當下呈現。僅此寥寥幾筆，便將少年人的自由心與孩子氣，全幅刻劃出來。令人震動而又低徊。

　　《馬室女雷五葬志》全文如下：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睹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為塵垢所雜。年十五，病死。后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使于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于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后也，遂為砂書玄磚，追而納諸墓。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后也，遂為砂書玄磚，追而納諸墓。

　　雷五的生命，真可說是天地靈秀之氣所鐘，昭顯了人性世界的豐富內涵：純潔(“天姿潔清修嚴”)、尊嚴(“寥然不易為塵垢所雜”)、聰慧(“巧慧異甚”)、自信與信任人(臨終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對不朽的關切和對人文的需要(臨終語)。這幅人性世界的豐富內涵，真可以補充孟子的人性哲學。可惜雷五生于貧家，又不幸而早亡，好比一朵璀燦的流星，劃過那蒼茫的夜色，轉瞬即逝。此中含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悲情，和不可磨滅之精神。柳宗元以滿懷惻怛尊重之情，和獨具之慧眼，乃能默契此流星般之生命，于那蒼茫夜色之中;復能以傳神之彩筆，寫照出其整幅人性世界，使之傳諸不朽。而全文僅寥寥百馀字，筆墨簡練至極，得力處即在于記述一言一行，處處傳神。尤其述雷五臨終語，直湊單微，形成敞亮人性世界與個性特征的神光聚照之筆。柳宗元《雷五葬志》，實為深體中國散文簡練傳神之體性的一篇典范作品。明代歸有光之《寒花葬志》，則中國讀書人家喻戶曉，然而《寒花葬志》之意蘊、體例、筆法，乃是源始于《雷五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