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庭竹

　　詩人劉禹錫的庭竹主要寫了什么內容呢?全詩反映了詩人什么樣的心情?

　　庭竹

　　朝代：唐代

　　作者：劉禹錫

　　原文：

　　露滌鉛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

　　劉禹錫簡介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 ，漢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生平】

　　劉禹錫，曾任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朗州刺史，在貶官期間，在揚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答謝白居易，再道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托幽遠。蠻俗好巫，嘗依騷人之旨。倚其聲作《竹枝詞》十余篇，武陵溪洞間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不悅，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改連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觀詩，出分司東都。度仍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敘其詩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詩集十八卷，今編為十二卷。

　　湖南常德歷史學者、收藏家周新國先生《武陵藏珍》記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為了紀念朗州司馬劉禹錫，現專在柳葉湖邊建有“司馬樓”。

　　關于劉禹錫的祖籍，多有爭議，有說是洛陽人，有說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說是定州人以及中山無極人。據查有關史料，劉禹錫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劉亮仕于北魏，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始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東遷嘉興，劉禹錫出生于此地，因此劉禹錫“家本滎上，籍占洛陽”。關于說其“彭城人”，經查此說，出自白居易、權德輿等人之口。那不過是隨順當時“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習俗罷了。因此“劉禹錫彭城人”說法是不確切的。

　　說劉禹錫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無極人，還得從他七世祖劉亮說起。周漢時期，定州、無極是冀州的屬地，無極同時也是定州的屬地。劉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騎常侍等職，后北魏遷都洛陽，劉亮全家也隨之遷至洛陽。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書禹錫本傳，稱為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此外清《畿輔通志》及《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和《中國歷史名人辭典》等也都有刊載。經過反復查證和咨詢有關專家，劉禹錫祖籍確認為無極，是有據可依的。

　　【詩風】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確實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斗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游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并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這種“感慨”不僅增加了其詩耐人涵詠的韻味，而且極大地豐富了其詩的深度和力度。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絕句，也是別[1]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那么，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煉，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煉之后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念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邃，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煉，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于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禹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