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價值追求是與其所處的時代特點以及他本人的詩歌理論密相關涉，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儒學的復興與趨于雅正的價值追求

　　中唐社會日趨衰落，清人葉燮在《百家唐詩序》中談到“中唐之中”時說：“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獨得而稱中也者，時值古今詩運之中……”①稱中唐為古今百代之中，足見古人對中唐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的重視。面對嚴峻的的形勢與強烈中興愿望伴隨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等將復興儒學的思潮推向高峰，韓愈主張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恢復先秦時期的儒學，他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他認為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藩鎮割據和佛老蕃滋，因而他寫了大量的政論以“適其時，救其弊”。

　　由此在詩歌上，與盛唐的群星璀璨不同，這一時期流派紛呈，詩人們致力于新途徑的開辟、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理論的闡發，創作出大量的具有新鮮意味的詩歌，展現了唐詩大變于中唐的蓬勃景象。劉禹錫詩歌的創變特征并不明顯，除了在民歌體詩歌創作上劉禹錫進行了有意識的探索、創新之外，就詩歌創作的整體面貌而言，劉禹錫并不像元白、韓孟那樣在新變的道路上走得很遠。③無論是元白的“老嫗能解”，還是韓孟的怪異新奇都具有明顯的反對傳統審美的特征。因為從《詩經》、《楚辭》到盛唐氣象，由于儒學的的影響，詩歌的價值追求基本都是都以雅正為上。

　　劉禹錫的詩歌能在聲勢顯赫的“韓孟”“元白”兩大詩派之外另辟蹊徑，基本繼承了傳統唐詩價值追求，用審美的形式來表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個體生命的獨特感受。劉禹錫在詩歌中表現出趨于雅正的特點，如他的《秋詞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

　　“悲秋”是歷代詩人遞相沿襲的主題，從屈原的“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宋玉的“悲哉，秋之為氣也”(《九辨》)，到漢代無名氏的“秋風瑟瑟愁殺人”(《古歌》)，到北朝庾信的“樹樹秋聲，山山寒色”(《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再到杜甫的“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陳陳相因，概莫能改。所以劉禹錫說“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劉禹錫在春與秋的對比中，發現了秋的好處，從而吟唱出這兩首意氣風發的秋歌。

　　先來看第一首，“自古”句點出逢秋皆悲，古今同然，有思接千載，慮蓋萬世之慨。“我言”一句一聲喝斷，推倒了悲秋的主題，新天下耳目，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韙又力挽狂瀾之勢。“晴空”句，勾勒出一幅秋景圖：一碧如洗的天空中，一只白鶴騰空而起，直沖九霄。詩人目睹此景，心中豪情收束不住也隨著唳鶴一飛沖天。這是何等的豪氣，在領略這種豪氣之后我們在細味一下詩人志趣，很明顯，這首詩是言志之作。劉禹錫的《秋詞》，另辟蹊徑，一反常調，詩人將自己的志趣融于寥廓的秋景之中，又將秋與春做了對比，這樣及表達了詩人崇高的沖天之志，又表達了自己不同流俗的本色。更為難得可貴的是，《秋詞》還是詩人被貶朗州后的作品，讓人佩服劉禹錫的崇高精神追求。

　　再看第二首，第二首寫秋色，氣以表達高遠志向，色以陶冶高尚情操。所以贊美秋氣以美其志向高尚，詠嘆秋色以頌揚其情操清白。景物隨詩人情感而變化，秋色由詩人的感情而壯麗。景色正如人心，見詩人性情，見詩人品格。春色以妖嬈嫵媚，秋景以高潔風骨，高下立見。前二句寫秋天景色，詩人只是如實地勾勒出秋的本色，顯示其特點，清白明凈，不以人不喜而悲，有紅有黃，色彩繽紛朗麗，非春可比，流露出高雅閑淡的情韻，泠然如文質彬彬的君子風度。如果你不信，請上高樓向遠望去，便立覺清澈入骨，思想澄凈，心情虛靜肅然，不會像那濃艷繁華的春色，教人輕浮若狂。“豈如春色嗾人狂”這樣鏗鏘有力的吟唱，向我們袒露了詩人樂觀、豁達的態度和不畏“衰節”的情懷，表達詩人遺世獨立的志趣。

　　這兩首詩可以說是劉禹錫言志的代表作，兩詩卒章顯志，直抒胸臆，而又無“含蓄不足”(《四庫全書總目》評語)之嫌。這兩首《秋詞》主題相同，但各寫一面，既可獨立成章，又是互為補充。一贊秋氣，一詠秋色，語言運用上，這兩首詩以雄闊大氣、干凈爽快的詞句為主;沒有生僻詞，與詩歌內容、志趣相協和，這與“韓孟”的晦澀難懂，“元白”的流于平白皆不同，韻律和諧，詞采朗麗。意境創設新鮮自然，于虛靜之處得到壯美的審美體驗。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唐詩的風雅精神，體現了趨于雅正的價值追求。

　　總體而言，劉禹錫詩歌在內容上表現傳統儒家思想不畏“寂寥”積極地樂觀向上的精神;在語言上講求文辭華麗、雅正，聲韻和諧優美;在取象上偏于壯美，氣象宏大;在意境上志趣高遠，足以完美展現了其詩歌“雅正”的價值追求。

　　二、劉禹錫的詩歌理論與其詩歌創作

　　中國古典文論關于“境”的理論有很多，早在《莊子・齊物論》中就有關于“自由之境”的討論。尤其到了唐代，相傳王昌齡所作《詩格》將“境”分為“物鏡”、“情景”、“意境”加以討論;殷�的《河岳英靈集》中關于“興象”的論述，更加注重詩歌意境的審美特征;詩僧皎然沿著王昌齡、殷�一路，又把“意境”理論向前推進一步，提出了諸如“緣境不盡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概念，比較全面的發展了“境”的理論;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一文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觀點;到了晚唐，司空圖發展了劉禹錫的觀點在《詩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觀念，經一步擴大了意境研究的領域。可以說，唐代理論家，尤其是劉禹錫的詩歌理論，對于“意境”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對當時的詩歌創作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劉禹錫的詩歌理論并不多，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論足夠引起注意。尤其是劉禹錫的“意境”理論與其詩歌創作有密切的關系。《董氏武陵集紀》是劉禹錫相當重要的論詩之作，他提出：“詩者，其文章之蘊那?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俊知者然后鼓行于時。”劉禹錫認為：在表達精微感情和深微境界方面，詩歌是文章的精華，具有意在言外，辭近旨遠，象外有境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