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柳永《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去便，爭不恣游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注釋：

　　黃金榜：指錄取進士的金字題名榜。

　　龍頭：舊時稱狀元為龍頭。

　　明代：圣明的時代。

　　遺賢：拋棄了賢能之士，指自己為仕途所棄。

　　如何向：向何處。

　　風云：際會風云，指得到好的遭遇。

　　爭不：怎不。

　　恣：放縱，隨心所欲。

　　得喪：得失。

　　白衣卿相：指自己才華出眾，雖不入仕途，也有卿相一般尊貴。白衣：古代未仕之士著白衣。

　　煙花：指妓女。

　　巷陌：指街巷。

　　丹青屏障：彩繪的屏風。丹青：繪畫的顏料，這里借指畫。

　　堪：能，可以。

　　恁 ：如此。

　　偎紅倚翠：指狎妓。宋陶谷《清異錄釋族》載，南唐后主李煜微行娼家，自題為“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

　　平生：一生。

　　餉：片刻，極言青年時期的短暫。

　　忍：忍心，狠心。

　　浮名：指功名。

　　譯文1：

　　黃金榜上沒有我的大名，偶然喪失了當狀元的希望。圣明的朝代暫時遺落賢才，我怎么療治心靈的創傷？既不能大顯才華實現風云志向，那就一任自己縱情放蕩。更何況管它得與喪！我本才子詞人，自應是白衣卿相。

　　就在那煙花巷陌中，隱現艷麗雅致的丹青屏障。幸有知己知音的意中佳人，最值得我尋訪。姑且這樣偎紅依翠，此種風流韻事，足令我平生舒暢。美好的青春那么短促，不過一瞬時光。還是忍著辛酸，把金榜虛名換成及時行樂的小飲清唱！

　　譯文2：

　　黃金榜上，已沒有題名的希望。在這太平時代卻遺漏了賢才，叫我怎么辦？功不成，名不就，怎不恣意狂蕩！得失何必去論斷？做一輩子才子詞人，也算得是白衣卿相。

　　花街柳巷，美麗得像圖畫。幸好有我意中人在里巷，可以去尋歡消遣。就這般偎依熱戀，自由自在地享受這風流韻事，一生多么舒暢。啊！寶貴的青春多么短暫。怎忍心把對虛名的追求，換取及時行樂的淺斟低唱！

　　賞析：

　　柳永這首詞，伴隨著一個有名的故事。據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載：宋仁宗一次“臨軒放榜”，看到柳三變(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他《鶴沖天》詞中“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句子，就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把他黜落了。于是，他只好半是解嘲、半是哀怨地自稱“奉旨填詞”，繼續過著留連坊曲的生活。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我們很難揣測；但是柳永這首詞有著觸犯封建規范的浪子思想，卻是實在的。

　　這首詞的寫作時間，大概是初到汴京不久的時候吧。一個出生于仕宦家庭，從小就飽讀詩書、肄習舉業的年青士子，本來以為一到京華，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戰就遭到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話下。然而他是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擊，在他的身上產生了反撥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擺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連坊曲，在花柳叢中尋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鶴沖天》，便是他這種內心歷程的忠實記錄。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開頭便說出了落第的事實。“失龍頭望”而冠以一個“偶”字，表明作者對自己的才能并沒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暫”字互相呼應，說明這次下第只不過是偶然的、暫時的，非戰之罪，實受種種客觀原因制約而已。然而落第畢竟又是眼前的現實，今后一段時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慮的。接下去的兩句，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明代暫遺賢”，說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沒有唐突了時代(其代表人物就是當代的“圣君賢相”)，也沒有貶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實是包含著諷刺，蘊藏著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時代，就應該“野無遺賢”才對呀!這句話的重點，是把自己說成為一個有才能的“賢”者，被有眼無珠的當道者所“遺”棄了。“如何向?”既然他們不要我，我應該怎么辦?問題提得相當尖銳。

　　接下去是回答問題。“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蕩”二句，用斬釘截鐵、明白無誤的語言，說出了今后生活的行動指向：恣意狂蕩。“恣”字已有放縱的意思；“爭”字領頭造成的反問語氣，雙重否定構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蕩”一語的力量，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須論得喪”三句，進一步申述走這一條恣意狂蕩之路的得失，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這是一條違反應舉出仕的封建規范的道路，一般讀書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卻認為：走這條路，做個“才子詞人”，與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沒有什么兩樣的，談不上什么損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這兩句話充滿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為“教坊樂工”寫作歌詞來對抗為朝廷草誥制策，即以為市民階層服務來代替為統治集團服務；客觀上是提高了詞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結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當完整。然而長調講究鋪敘，講究舒展，柳永的這首詞，是適應長調的要求而構思、下語的，因此句子不大講究含蓄，余蘊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寫尤其不夠。偏于平實的敘述和抽象的議論。如果沒有更多一些景語和情語，是會顯得干癟的。而“恣狂蕩”生活的具體內容，“才子詞人”的真正含義，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才能成為“意”、“象”兼勝的作品——這也正是詞人下筆時有意的布局，為下片的描寫留下余地的。故過片以后，即展開了“依紅偎翠”生活的具體描寫。

　　“煙花巷陌”四句，勾畫出綺麗的環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條歌妓聚居的深巷里，擺列著丹青畫屏的繡房中，住著那些值得詞人時時來尋訪的“意中人”。在這里，“意中人”沒有明標數目，也沒有描寫外貌，但是不難推知，它一定是復數的，一定是美麗的。這有詞人其他作品為證。柳永詞中出現過的歌妓．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秀香、英英、瑤卿等；那些沒有標名的，更是不計其數。(雖然不是一時一地的相識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羅燁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可見他和妓女們的交游，是十分廣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層波細翦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晝夜樂》)、“天然嫩臉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遲杯》)等等，都是她們體態妖嬈的佐證。文藝創作有時不得不把豐富的生活內容壓縮在短小的篇幅里，讀者就需要展開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領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這首詞，也是這樣。

　　“且恁偎紅翠”三句，緊承上文，意謂對著這些聰明美麗的煙花伴侶，應該盡情地享受美滿風流的生活，以求達到平生的快意。這種境界，其他詞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當初，有多少幽歡佳會。”(《曲玉管》)“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繼日恁，把酒聽歌，量金買笑。”(《古傾杯》)他是沉浸在“偎紅翠”的生活之中了。詞作至此，已極道“恣狂蕩”的內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極大的豐富。

　　一結三句，又把詞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層。作者直接拈出“浮名”來和“淺斟低唱”對比，認為青春易逝，與其去搏取功名，還不如酒邊花下。淺斟低唱。這固然有沉湎于尋歡作樂的一面，然而聯系柳永為舉子時專為樂工新腔作辭(見葉夢得《避暑錄話》)、他自己亦善創調(《樂章集》中頗多自創新聲)二事，聯系上片結句“才子詞人”兩句，則“淺斟低唱”一語，實不徒為單方面的把酒聽歌，還包括為歌妓們譜寫新曲新詞。換言之，即進行新興詞曲的創作活動。他有一首《玉蝴蝶》詞寫道：“遷延，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疊香箋。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絕好的印證。他不愿意把這種生活和“浮名”對換，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論調。因為在封建社會里，蔑視功名，就等于不愿為君所用，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無怪乎仁宗讀后要不高興，把他黜落了。當然，話又說回來，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為什么他又一再去參加科舉考試呢?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走和下層人民結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應舉求仕的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藕斷絲連，一旦時機到來，就會重作馮婦，再返舊壘，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者，比比皆是。這牽涉到思想意識根本改變的條件問題，在此不暇細述。總之，時代的局限，階級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這一歷史的制約。

　　柳永在這首詞中揭橥的人生道路一盡管他是走不到頭的——在宋元時代有著重大的意義和反響。隨著城市繁榮和物質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趨多樣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臨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眾伎紛呈的。演唱、說書、雜劇等群眾藝術，亟需一些有文化素養的文人參加，才能使藝術水平不斷提高，滿足欣賞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間藝人的結合，就成為促進群眾文藝發展的一條嶄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這條道路上的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是他，第一個在詞中提出了“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樣的話，直率地、赤裸裸地鼓吹知識分子與統治集團分離，與娼優一類下層人民結合。繼他之后，我們看到了不少的“書會才人”，在默默地走著他的這條道路，并且學著他的口吻，以“風流浪子”自夸。董解元的“秦樓楚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關漢卿的“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同柳永的思想意識都有一致之處。他們在民族壓迫的政權底下，仕宦的道路被堵塞了，只好終身與娼優為伍，比之柳永又更進一步了。當然，這種偎紅倚翠、淺斟低唱的生活，有其放蕩的、頹廢的一面．這是不言而喻的。

　　同一般詞人的喜用比興不同，柳永的詞多用賦體，即直陳其事，無所假托，這首詞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全詞結構分明；從落第說到今后的態度、想法，直露地、酣暢淋漓地表達出自己要過“偎紅翠”、“淺斟低唱”的生活，對功名表現出冷淡的、狂傲的態度。按照思想發展的邏輯，鋪排有序，回環呼應，條理清晰。所用語言也通俗淺顯，符合元明曲家“本色”的語言審美要求。柳永被后世稱為“曲祖”(見李漁《多麗·春風吊柳七》詞)，同這類詞是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