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精于音律，詞調(diào)多自創(chuàng)，作品音律諧婉，詞意妥貼，宜于歌唱!

　　鳳凰閣

　　【作者】柳永 【朝代】宋

　　匆匆相見，懊惱恩情太薄。霎時云雨人拋卻。教我行思坐想，肌膚如削。恨只恨、相違舊約。

　　相思成病，那更瀟瀟雨落。斷腸人在闌干角。山遠水遠人遠，音信難托。這滋味、黃昏又惡。

　　作者介紹

　　柳永(987年-1053年)，字耆卿，本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永，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福建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創(chuàng)始人物。

　　景祐元年(1034)進士，官屯田員外郎;排行第七，世稱柳七，或柳屯田。[1]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以畢生精力作詞，并以“白衣卿相”自詡。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于抒寫羈旅行役之情，創(chuàng)作慢詞獨多。鋪敘刻畫，情景交融，語言通俗，音律諧婉，在當時流傳極其廣泛，人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對宋詞的發(fā)展有重大影響。主要代表作有《雨霖鈴》、《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少年游》、《望海潮》、《八聲甘州》、《定風波》等。

　　人物生平

　　柳永柳永其生卒年未見史籍明載，據(jù)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跡新證》，約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詞人，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 《雨霖鈴》《八聲甘州》。原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早年常出入于歌樓舞館，應(yīng)科舉屢試不中，直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才中進士。柳永通曉音律，多為教坊樂工、歌妓填寫歌詞，其詞在當時流傳甚廣。[3]

　　人物籍貫

　　祖籍河?xùn)|(今屬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屬福建)。現(xiàn)今武夷山市上梅鄉(xiāng)白水村人。

　　柳永故里

　　柳永于雍熙四年(987)生于京東西路濟州任城縣，淳化元年(990)至淳化三年(992)，柳永父柳宜通判全州，按照宋代官制，不許攜帶家眷前往。柳宜無奈將妻子與兒子柳永帶回福建崇安老家，請其繼母也就是柳永的繼祖母虞氏代養(yǎng)，直到至道元年(995)才又回到汴京。所以四至九歲時的柳永是在故里崇安度過其童年時代的，此后柳永終身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崇安。《建寧府志》中錄的那首寫在崇安中峰寺的《中峰寺》詩，就出于童年柳永之手，也可稱之為神童了。

　　柳永系崇安五夫里(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上梅鄉(xiāng)茶景村)人，那里興植荷花，他家前是一片偌大的白蕖之象，鐘靈毓秀之山水，養(yǎng)育汲乃更塑造了柳永灑脫飄溢的人生情懷和浮世苦短，何來云歸的經(jīng)世之觀，故柳永一出家門，便沒再回來，那個美麗的家鄉(xiāng)，那蕖白荷只能留在他心于四方的純粹思念中。

　　仕途坎坷

　　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由追求功名轉(zhuǎn)而厭倦官場，沉溺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中尋找寄托。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心作詞的詞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不僅開拓了詞的題材內(nèi)容，而且寫作了大量的慢詞，發(fā)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詞史上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他是景祐進士，官屯田員外郎。為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死時靠歌妓捐錢安葬。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于抒寫羈旅行役之情。

　　許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調(diào)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著有《樂章集》。柳永的父親(柳宜)、叔叔(柳宣)、哥哥(三接、三復(fù))、兒子(柳涚)、侄子(劉淇)都是進士。柳永本人卻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賜進士出身，是時已是年近半百。詞作極佳，流傳甚廣。其作品僅《樂章集》一卷流傳至今。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tài)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zhàn)科場。

　　柳永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guān)，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shù)天賦在詞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得到充分的發(fā)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diào)，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chuàng)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jié)果。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jīng)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而獲得一定的經(jīng)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yè)”地從事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這段人生中，他并沒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還是想要功名的，他還是希望走上一條通達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輾轉(zhuǎn)于改官的途中。漫長的道路，漫長的希望與寂寞中，柳永寫下了大量的羈旅行役之詞。這類作品向來是受歷代學者稱贊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晁無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guān)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唐人高處矣。” 《八聲甘州》就是一首羈旅行役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