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討李商隱的詩歌創作是融合了無數前人的精華，又有所個人創造和豐富過程，來理解李商隱的詩歌的審美觀和詩歌風格，體會詩的藝術形式不斷進步完善的過程。

　　論文關鍵詞：詩歌風格詩歌審美觀承繼關系

　　李商隱詩歌風格和詩學審美觀在晚唐時期居于較為重要的地位，朱鶴齡《李義山集箋注·序》以“沉博絕麗”評價李商隱詩歌風格。鄒尊興《唐宋詩學論稿》以“兼百書，融殊流，勿隱于偏巧”評價李商隱的詩歌審美觀。這種詩歌風格和詩學審美觀是和他學習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創造分不開的。李商隱在詩歌創作上是有其高遠正確的指導思想的。他在《上崔華州書》中說:“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詩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說法，以為除儒家經典之外，還有許多經典，而各種著作都有其獨到的思想和藝術特色。透露出他對優秀文化遺產兼收并蓄，擇善而從的科學態度。在《獻侍郎拒鹿公告》中說“我朝以來，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物于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恕刺居多，效沈宋則綺糜為其。”李商隱認為詩歌創作既不要“推李杜則恕刺居多”的偏于內容，專注指責時弊，忽視詩歌藝術美，又不要“效沈宋則綺糜為甚”的講究藝術形式，過于追求格式詞藻，忽視詩歌思想內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藝術形式并重。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履行的。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一直為我國古代詩人們取之不盡的藝術寶庫。由于著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從中取得的作用價值也頗為殊異。李商隱是對《詩經》中比、興等修辭手段給予創造性發展的一位詩人。他把原來用于個別詩句的比、興材料，擴大聯綴為一組完整的形象，構成全篇詩歌藝術境界的基礎，造成含蓄深遠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藝術效果。《流鶯》一首詩中字面寫的是流鶯，實際上是詩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鶯漂蕩”，象征著詩人一生的漂泊無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負;“佳期”“未必”，喻理想難酬現。風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風波;千門萬戶，仿佛官僚集團間的分派。結尾點明自己與流鶯同病相憐，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塊棲身之地。整首詩句句是實寫，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為一體。“流鶯”在這里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比喻，而是一組包含著復雜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詩。

　　儒家思想給詩人的詩歌創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在總結唐王朝盛衰演變的歷史時，把問題的關鍵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把統治者個人的品質看作決定歷史的根本，這種“賢人政治”的主張是直接來自儒家思想體系。在(贈送前劉王經映三十四韻》一詩，對唐王朝的復興儒學大加贊揚，但另一方面他又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傳統教條產生懷疑，大膽提出“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的質問，下筆做文章“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很有那么一點“離經叛道”的味道。這種矛盾和他生活的風雨飄搖年代，光憑儒家經書上那套陳腐的說教，不能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有關。

　　李商隱的世界觀里也存有不少佛、老兩家的影響。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說:“冥寞之間，杳忽之內，虛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將歸生于形，歸形于氣，漠然其不識，浩然其無端，則雖有優喜悲歡，而亦勿用于其間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歸結為一個“虛”字，認為萬事萬物從虛無中來，最終又回到虛無中去，這分明是佛、老哲學的要諦。這種虛無主義的人生觀給他的作品蓋上一層悲觀主義的陰影，使它們失去早一時期唐代詩歌特有的那種明朗豪邁的風格，而染有濃厚的感傷、頹廢情調。“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見《模花》詩)一片遲暮淪落之感，特別明顯地滲透在他感懷身世的抒情詩里。

　　受《楚辭》及魏晉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詩歌的影響，李商隱吸取了“曲折見意”、“回環復沓”的表現手法。在詩《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開頭運用提筆振起全文，僻開牡丹，先寫榴花。因為榴花晚開，趕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實早開早落，更覺愁人，而遲開未必可悲。“玉盤”句是花含雨，“錦瑟”句是雨打花，這該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為雨所敗，花事闌珊，萬里陰履，頓非舊圃，一春生氣，都有己成空。從牡丹零落寫到整個人事的變化，把“愁人”推向頂峰。而結尾卻又峰回路轉，出以反筆。

　　舞罷歸來，美人回顧，好象粉態猶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還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殘，將遠甚今日。從時間上說，由“今朝”到他日。從地區說，由長安寫到安定。從詠物說，由榴花引起牡丹。從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鋪寫說，有“玉盤”之淚和“錦瑟”之“弦”。從感慨的復雜迷茫說，由未必愁襯出更可愁，再從暫時的不算闌珊引出前途的更為凄瑟。李商隱用自擅長象征和隱喻手法，形成一種情思綿邀、深曲密麗的藝術風格，把“曲折見意”、“回環復沓”的手法發展到了極致。 李商隱以前的唐代詩人的風格，他都有所借鑒。他吸取前輩之長，像李白之飄逸，王昌齡之深閨、善于變化，劉禹錫之清新、曲折見意，高適、岑參之豪邁、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歷十才子”中部分詩人從平易中見精微的某些可取之處。如《海上》后來大量運用神話詩之始，《公子》開后來詠史以諷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著褒貶，《華岳上題西王母廟》一唱三嘆、余味悠然。它們共同反映了詩人沉博絕麗的詩歌風格，風神搖曳、往復從容，淡宕韻味中表現了兀然巋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調，精微的詩律，迷茫的意境，縈回曲折、綿邀的特色。

　　這里面有幾位詩人，對李商隱影響極大。宋葉少蘊評說:“唐人學老杜，唯商隱一個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詩話》)朱自請說他:“集中力量在律詩上，用典精巧，對偶整切，但李學杜、韓，器局較大;他的艷情詩有些實在是政治的譬喻，實在事感時傷事之作。”(《經點常談》)從李商隱詩的審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對杜甫沉重，韓愈奇崛險特、光怪陸離，李賀的奇峭詭橘、綺麗以及“埋沒意緒”手法的繼承和發展。

　　李商隱中期的詩作接受杜甫沉郁頓挫的傳統，汲取其軒昂渾鍵的體勢，而又吸收了中唐許渾詩律中圓熟挺拔的優長，寫出了《安定城樓》和《過伊仆射舊宅》、《贈別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詩。李商隱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擊，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飄蓬流轉，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現在他的詩篇中的蒼茫色彩就更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時期的詩，吸引了韓愈風格中光怪陸離的色彩的一面。與此同時，他還汲取了杜甫《秦州雜詩》五律的蒼茫凝重風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天怒識雷霆”。

　　(《酬令狐郎中見寄》)，“虎箭驚膚毒，魚鉤刺骨”(《異俗》)等等，善于把遠方景物的肖森情境和仕途堰賽的失意情懷交織起來，突出其晦冥肖瑟的一面。在樟州時，他更頻頻向往和摩攣杜甫的蜀中詩作，從而有助于積極師承杜甫的風格。如《籌筆驟》一詩表現了詩人學杜所達到的高峰。詩中開頭二句，筆勢雄超。眼前情景，突兀如見。極力推崇諸葛亮的不朽。即使風云千古，垂相的功業赫赫猶存。然而想有到的是三、四兩句陡轉，寫后主之降、宕一閑筆，為諸葛亮無補蜀國的大業致慨。五句在肯定無愧于管樂之才后，忽又再一次轉折，引出諸葛亮的失敗。最后宕開筆勢，從起句當前所見的籌筆釋，推想到他年此地。千百年后，經過錦城的人們，一定還會因吟起《梁父》而心懷遺恨。抑揚轉折中使人一唱三嘆。何掉評《籌筆騷》云:“沉郁頓挫，絕似少陵。”(《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

　　程夢星說，李商隱的“師承蓋亦不一”，因而“格調”“詭橘善幻”。(《李義山詩箋注·凡例》)。他吸收齊梁和李賀艷體，經過一番變革而創成的婉約綺麗的七律。如(宿晉昌亭聞驚禽》、《赴職梓撞留別畏之員外同年》等詩大都凄惻動人。仕途沉論，室家離析，政治的風云，愛情的摧折，和失母的幼子的酸辛，都使得他有新的感觸。所以發而為詩，詩格風格從早期的俊麗挺撥、中期的婉麗深穩一變而為凄麗悲涼。如《錦瑟》，除了凄麗悲涼之外，更有濃郁的色彩意境流露了濃重的迷惘情緒。與此同時，他這一時期詠史、懷古方面的詩作，學杜工力也更為精進。如《贈劉司戶》、《哭劉》，深沉凝重，汪洋萬頃，蒼涼悲壯，直薄少陵。程夢星說李商隱和杜甫一樣能做到“轉益多師”(《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功力深厚，幾乎無所不能。他的《驕兒詩》和《井泥四十韻》供鑒左思和盧全而有所創新。《韓碑》吸收了韓愈宏偉奇崛的筆勢，而《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卻又擷取了高適、岑參豪邁的格調。

　　綜上所述，可見李商隱在詩歌創作中是融合了無數前人的精華的，其中包括從內容到形式等許多方面。在吸取前人的精神的同時，也獲得諸多方面的借鑒和啟示，又有所創造和豐富。這種不斷創造和豐富的過程，就是詩的藝術形式不斷進步和完善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