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又《集》外詩16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錄入4首，共存詩614首，但是有的詩顯然為誤入。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