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李商隱在他的詩歌中塑造了許多女性形象。

　　李商隱的情感世界以悲劇結束了，但就是這悲劇給我們留下了無窮無盡的悲劇美的感受，人們在同情他的悲劇人生，感受他的悲劇情感的同時，也欣賞著他的悲劇美的魅力。他一生都在追求與眾不同的愛情世界，用多愁善感的心靈體會著人與人之間的微妙的情感。他的愛情觀和女性觀，還是比較進步的。

　　蘇涌源在《李商隱的情感世界》一文中寫道：“如果說李白是風，李賀是電閃雷鳴，那么，李商隱則是雨;有時是春雨，柔柔的飄灑著詩人的情思，滋潤著我們的心頭;有時是秋雨，涼涼的攜帶著詩人的失意，滴落在我們的胸間。由此，我們的心得以在人類感情的湖水里盡情沐浴，感受到了人類感情的美好及人類感情的可貴。”的確，讀李商隱的無題詩和愛情詩，從字面上就可以感受到他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對女性打心眼里的那種尊重情感。他不是用男性的視覺審視女性，而是主動站在女性的角度，用女性的口吻寫出了她們的苦悶與辛酸。他把那些受封建禮教迫害和禁錮的女性心中的寂寞苦悶，用他飽蘸心血的詩句表達出來，為那些感情世界一片傷痕的女子寫下了一曲曲的贊歌，深刻揭示出了她們凄清孤孑的生活和寂寞的內心世界，像《嫦娥》《銀河吹笙》《重過圣女祠》就是例子。他的以女性為抒情對象的詩歌，全是以女性的身份說出了自己的心事，這對于一個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封建士大夫來說，是多么難能可貴呀!他寫的愛情詩，基本上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從一種純情的角度來寫愛情、寫女性。他的愛情詩，似乎比其他的詩人更加高明，站在比其他詩人更高的角度。

　　李商隱和杜牧、溫庭筠生活在同一時代，而且他們還是有交情的，但他們對愛情的態度截然相反。杜牧和溫庭筠追求的是“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贈別》)、“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菩薩蠻》)這樣的帶有性意識的愛情，而李商隱追求的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這樣的相知相愛的男女之間的真摯愛情，重精神感受。有一定的柏拉圖式的愛情觀的成分，鑲嵌在李商隱的愛情世界里。

　　唐朝是有著比較發達文明的封建王朝，唐朝文人倘有所戀，并不諱言。元稹寫了一些為少年時代戀人而發的愛情之作，白居易的詩也涉及愛情題材，杜牧也寫了一些愛情詩。但他們只是在高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旗幟的同時，不經意間寫下這些感情較真摯的愛情詩。而李商隱，在創作中把愛情看得和生命、功業一樣重要，他感受著男女雙方在情感歷程中最細微的變化，一個眼神，一抹微笑，一絲愁緒，一寸相思。他真正把愛情的百般滋味描寫得細膩而深情：愛情生活中的離別與阻隔、期盼與失望、執著與纏綿、苦悶與悲憤，大大突破了儒家禮教的束縛。為此，受到了封建衛道士們的嚴厲批評與指斥。

　　李商隱的愛情詩沖擊封建禮教和儒家詩教，在愛情題材的開拓發展上做出了不朽的功績。他一共寫了五百多首愛情詩，幾乎占其作品的五分之一，可以說他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愛情詩的詩人。他追求超越性愛的高尚愛情，而不是借女色以慰寂寞的輕薄才子。盡管他政治上不得志，精神上郁悶痛苦，但他多情又不濫情，他更忠于深情，并駐守在他的情感世界里。就是在詩歌達到頂峰的盛唐時期，也沒有出現愛情詩的繁盛，也沒有一個詩人像他這樣寫下這么多情深意切的愛情詩。李白曾經也創作了一些愛情詩，但多屬樂府詩，近似民歌體。且李白創作這些詩歌是為了馳騁其才情，張揚其自我的，他并非出于對女子深沉的摯愛而將情感傾注詩中，而是把婦人和酒一樣當做張揚主體意識的一種手段，情感境界還缺乏深度。李白詩作中占相當地位的以女性為抒情對象的詩有一百多首，其中詠唱中下層社會婦女的詩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李白的詩歌中沒有寫到自己的情感生活，也沒有寫他和妻子的婚姻生活，他連只是“婚姻的附加物”的夫婦之情也沒有抒寫，他的天上飛仙似的形象，令人吃驚的是也出現在這個領域。他的《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題目就已經很古怪了，第一首詩中有這樣的句子：“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第二首中有這樣的句子：“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從詩句中我們看到，李白對妻子入山學道持贊成態度。妻子入山學道，按理他應該勸阻才對，但他沒有。他好像對感情純粹漠不關心，很戲謔地看待妻子的學道。

　　李商隱對待自己的妻子、感情和李白的大不相同，李白對感情的無所謂正好從側面可以襯托李商隱的獨特與尊貴。李商隱與妻子王氏伉儷情篤，詩集中有不少抒寫夫婦愛情生活的詩，其中一部分是婚后李商隱離家外出期間懷念王氏的詩，如《端居》《夜意》等;另一部分是王氏亡故后寫的悼亡詩，如《房中曲》《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等。悼亡詩歷代的文人都寫過，而婚前追求和相戀的詩前人卻寫得很少，寫得情真意切一往情深的則更少了。其他初、盛、中唐的所有詩人，沒有寫出一首真正平等態度的戀愛之作。

　　李商隱是這么獨特的一個詩人，怪不得許多年來他成了不少文人學者的熱門話題。也怪不得舒蕪先生在他的《從秋水蒹葭到春蠶蠟炬》一文中說：“直到晚唐李商隱出來，久已墜絕的《關雎》《蒹葭》的傳統，才得到繼承和重振。”(舒蕪：《從秋水蒹葭到春蠶蠟炬》)

　　李商隱的詩作，不像是一位男性寫的作品，更像是女性自己站出來寫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是《燕臺詩》，分題《春》《夏》《秋》《冬》。

　　李商隱的愛情詩中夾雜了他一生的悲劇色彩，駐扎著詩人的影子，隱含著時代的悲劇。但他對于愛情和理想都追求極致，盡管失意，但從不放棄，情字貫穿他的一生。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人們對愛情的追求到西漢時期發生了變化，漢代獨尊儒術，對男女之情不屑一顧，南朝陳梁時期的聲色淫糜風氣，以致影響著愛情詩的創作，到晚唐李商隱的時代才有所變化，形成了李商隱自成一家的比較進步和開放的愛情觀與婦女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