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和《離騷》是詩歌的源投，開啟了我國詩歌興盛的局面。下面是詩經和離騷的區別，以供參考。

　　詩經是詩集，群體創作，編者不詳。離騷是個人作品，是屈原的長篇抒情詩。

　　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要說有關系的話，也得是詩經和楚辭有關系——他們是中國詩歌的兩大肇始。

　　詩經是現實主義的先祖，楚辭是浪漫主義的先祖。

　　時間上詩經是春秋中葉之前的作品，楚辭是戰國時期楚國的作品。二者并無傳承關系。

　　詩經大部分是風，即民歌，沒有單獨的作者，可以說是群體創作，楚辭則大部分是個人作品，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

　　歷史地位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個性的表現甚少。而屈原的創作，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志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系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并不能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但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于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后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于《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并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贊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艷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云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總之，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后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于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后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