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以巨大的篇幅塑造著詩人的自我形象,因此它就有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詩人自己的性格、愛好、理想、追求和斗爭。
離騷賞析
屈原是詩國的一顆巨星,遠在眾星之前,它出現在我國詩歌史上,成為無數后繼者所仰慕的風范。他的不朽之作──《離騷》,震古爍今,千百年來深深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成為我國詩歌史以至世界詩史上,最為激動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偉大、優秀的藝術,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無盡藏。歌德說:“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探測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來人們讀《離騷》,人們認識它,分析它,開掘它,只要是一個態度嚴肅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過。它給人以“真”的啟迪,“善”的激勵,“美”的享受。它是那樣完美而豐富,古老而常新,“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這是司馬遷對《離騷》題義的解釋。“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這是他對詩篇創作動力的說明,也是對長詩《離騷》感情基調的詮釋。屈原為了振興邦國,實行“美政”,“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但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讒遠逝。他滿懷“存君興國”之志,卻喚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國兵挫地削,危亡無日,自己卻竟被疏失位,救國無門。這對于一位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來說,能無怨乎?詩中有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說:“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正是詩人蘊藏著滿腔愛國激情,飽含著血淚寫成的一首悲傷怨憤之歌,讀之令人摧肝裂膽,撼人心魄。
《離騷》一詩素稱難讀,這除了南楚的方言、歷史、神話、風物帶來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礙之外,主要由于全詩感情回環激蕩,反反復復,脈絡不易掌握。誠然,《離騷》是一首規模宏偉的長詩,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從洪氏說刪去“曰黃昏以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敘傳性的長篇政治抒情詩,而又帶有某些神話色彩和事件敘寫以及情節因素。因此,對于《離騷》一詩,我們只有首先從整體上進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藝術深處,發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偉大的藝術創造。
長詩《離騷》,敘寫了詩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經歷,從而說它帶有自敘傳的性質,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現實的描寫,在自我形象中滲入了濃重的神話因素。詩中的構思,具有某些情節性,但也并非是客觀的、真實生活經歷的敘寫,而完全是主觀想像的飛騰。這一切都說明長詩《離騷》是一篇浪漫主義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篇自傳體的敘事詩。也就是說我們讀長詩《離騷》,特別應該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詩人內心世界活動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開的全部豐富性和貫穿于全詩的藝術特質。
貫穿于《離騷》長詩中的“情”,即司馬遷所說的“怨”情,更確切地說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詩人身處戰國時期新舊交替的激烈變化時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熱愛的祖國,原本是一個強大富庶的國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著統一天下的諸多條件。但自楚悼王變法失敗以后,國政受舊貴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懷王時期,由于內政不修,外有強秦壓境,已處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聞強志,明于治亂”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遠見和剛正不阿的愛國志士。他出于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滿懷忠貞之志,企圖革新政治,振興楚國。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卻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擔任左徒要職,推行新政;誰料正當他忠心耿耿,報效祖國之際,卻因為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而謠諑蜂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讒見疏。他怨忿楚王之“數化”,“不寤”;怨忿“黨人”之“貪婪”、“工巧”,怨忿“眾芳”之“蕪穢”、變節、墮落。最使他感到哀傷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國的日趨危亡,而自己卻被剝奪了報效祖國的機會,“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做為一個“忠而被謗”,愛國獲罪,眼看祖國瀕臨險境而又“救國無門”的人,該是有怎樣的一種激怨之情啊!于是詩人的感情猶如火山爆發,迸射而出,鑄就這篇積忿幽深、摧人肝膽的長篇詩作──《離騷》。
忠怨之情是長詩《離騷》的一條主線,而從全詩結構上看,則可以分為兩大層次,即從開篇到“豈余心之可懲”,可以視為詩篇的前半部分,這一部分主要寫詩人矢志報國,高潔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現了抒情主人公與楚國黑暗現實的沖突;從女媭的責難至篇末,則主要寫詩人遭到迫害以后,繼續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動起來的內心沖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擇。從藝術手法來說,前半部分雖然也有藝術夸張,并運用了許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詩人現實生活的經歷,是實寫;而后半部分,則主要把熾烈的感情化為超現實的想像,表現了詩人的心路歷程,表現了一個苦悶的靈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虛寫。
掌握了長詩《離騷》這一結構層次,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一下它的內在邏輯,亦即詩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軌跡,以及起伏于全詩中的細微的心理描寫。
長詩《離騷》的開端就是很奇特的。詩人首先以十分莊重而自矜的口吻,自敘了高貴的出身,奇異的生日,以及由于父親對自己莫大期望而賜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說:“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鄭重之體也。”(清顧天成《離騷解》)誠然,開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肅穆的,含蘊是深邃的。他強調自己與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陽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對楚國的興亡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也為他的至死不能去國埋下了伏線。他自道奇異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現他的尊貴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正道直行,嚴于律己;靈均,稟賦良善,公平均一。這是親人對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條??傊?,這起始的八句,就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愛(“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定下了基調。接著詩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萬分急迫的心情表達了自己獻身君國的愿望。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這是對自己的。他擔心時光飛逝,自己為國家做不成事業。因此他不滿足于先天的“內美”,還“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實、提高自己,以便奉獻于祖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是對楚王(“美人”)。他擔心楚王不能及時奮進,耽誤了楚國的前途。兩個“恐”字,充分表達了詩人對國事的危機感,特別是詩人為祖國的前途而焦慮,為祖國的命運而擔憂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勸導楚王“撫壯而棄穢”,愿為楚王“導夫先路”,希望日益衰敗的楚國,重新振興,恢復到開國盛世的那種局面: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詩人的這一片赤忠之心,卻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卻因觸犯了守舊貴族的利益,而招來了重重的打擊和迫害。詩篇展現了楚國社會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憤慨的圖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讒多變(“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隨風轉舵,墮落變質(“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朝廷群小“貪婪”、“嫉妒”,蔽美稱惡,無所不為。黑暗的現實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與詩人的愛國理想“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性的沖突。詩人于是感到苦悶、孤獨、憤懣,以至強烈的失望。但詩人是堅決不屈服的,在詩篇中他反復申說了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決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詩人是要誓死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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