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獨樹一幟的詩人之一,苦心孤詣和超凡脫俗的詩歌創作形成了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后人的品評和繼承。

李賀是唐代乃至中國詩壇上最獨樹一幟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在清代,研究李賀的人物,有一百五十多人,是歷代研究人數最多的一個時期。清代對李賀詩歌評價的主體在于賀詩的淵源、地位、藝術風格三方面,評價細致、精確、具有獨創性和新穎性。
一、清代文人對李賀詩歌淵源的評價
1.繼承《詩經》
賀貽孫在《詩筏》中指出“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辭》中來 ,但入詩歌中,遂成創體耳。”賀貽孫把賀詩中的繼承性和獨創性都揭示了出來。楊妍評價《追和何謝銅雀妓》時指出“尖刻之至,漸近《大雅》耳,此賀得諷刺體而卒歸溫厚者也。”指出賀詩諷刺的藝術得益于《大雅》。而蔣文運在評《李憑箜篌引》時說“題不言夜彈箜篌,而融冷光,涇寒兔,皆夜彈箜篌也。《三百篇》之明者,亦不必大小序可見。”蔣文運認為《詩經》中的詩需要以序來指明意旨,而賀詩難懂,有所喻意,則情有可原,這是借鑒了《詩經》隱晦達意的手法。
2.源于《楚辭》
杜牧提出祖騷論,成為后代對于李賀詩歌淵源評價的主要觀點。在清代,學者大多贊同杜牧“騷之苗裔”的觀點,但對于“理雖不及”的觀點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賀貽孫對于“理雖不及”之說,也有質疑,“夫唐詩以�絕千古者,以其絕不言理耳。”“彼六經皆明理之書,獨《毛詩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無非理也。”“《楚騷》雖忠愛惻怛,然其妙在荒唐無理,而長吉詩歌所以得為《騷》苗裔者,正當于無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此論給人面目一新之感,有理有據,說明絕佳的詩絕非談理之作。不言理并不是無理,而是賀詩無理也得源于《騷》之故。張佩綸在《澗于日記》中又指出賀詩“從《騷》得法而理不及《騷》者,年為之,境為之,時代為之,此天限長吉耳,不足為長吉病。”論賀詩依據特定歷史時空,這種較客觀的“知人論世”評價方法是特別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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