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每句字數完全相等而句式齊整的詩體稱作“齊言（古、近體皆有）”，反之，每句字數不盡相同而句式參差不齊的詩體稱作“雜言”。因為句式長短不齊，古人也把“雜言”稱作“長短句”，但后來“長短句”主要指“詞”，本文所謂的“雜言”或“長短句”主要指狹義的詩。我們首先看句式長短不齊的“雜言”詩在唐詩中的基本情況。據明胡震亨《李詩通》，李白各體詩的基本情況是:（見下頁表）

　　長短句近百首，較絕句詩總和還多，可見，在李白本人的詩集中，其雜言詩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 （參見〔日〕花房英樹《李白歌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在唐詩其他大家中，杜甫也有長短句，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十八有云:“世謂長短句為歌行，七言為古詩。愚按:太白長短句甚多，不必皆歌行也。子美歌行甚多，不必皆長短句也。然長短句實歌行之體，歌行不必長短句耳。大抵古詩貴整秩，歌行貴軼蕩?！弊用栏栊兄兄L短句數量確不如太白多，而長短句顯然要更得歌行“軼蕩”之致。韓愈、白居易詩中也有長短句，但是總體來說，韓、白雜言詩在數量上更重要是在質量上遠不如李白?？傊笾陆y計一下就可見，數量大、質量優的李白雜言詩，在唐詩史乃至整個漢語古典詩歌史上都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詩學現象:去掉他們集中的雜言詩，杜、韓、白基本上不失為杜、韓、白，而去掉李白集中的雜言詩，李白的價值將不免損失殆半。由魏晉南北朝而唐，齊整的近體詩日趨成熟，在此詩史發展進程中，李白量大質優的“雜言”詩就顯得非常獨特，但由于研究視角的拘滯，今人李白研究中對這一獨特的詩學現象并未加以特別重視，對其詩學意義的揭示更是遠遠不夠充分。

　　欲知太白雜言詩之詩學意義，首先當全面了解漢語語音形式的“成文”規律。清人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對七古長短句的審美特性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七古以長短句為最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綜，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其妙。太白最長于此，后人學太白者，專務馳騁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與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故貌似而實非也?！叨苌?，急而不促，暢而不剽，所謂剛柔相調也，所謂醇而后肆也。蓋以人聲合天地元音，幾于化工矣。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李杜二大家后，鮮有造詣及者，遺山時一問津，而未能純入此境，嗣后竟絕響矣。

　　“本無一定之法”而“又若有定法”，乃是對雜言詩語音成文規律極精到的把握。句式長短不齊的古詩聲韻的和諧性，不能僅僅從“平仄”上察——那么還當于何處察之?對此，明人李東陽《麓堂詩話》中有很好的分析: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 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詞?而和順委曲乃如此。

　　雜言詩的音節當主要從“長短之節”中察，理解雜言詩音節的這種成文特性，又必得先全面了解漢語語音整體的成文規律。一般認為“曲調（狹義）（harmony）”與“節奏（rhythm）”乃是樂音和諧造型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要素:節奏是“時間組織”，和音（時值）的長短有關;曲調是“相繼發出的不同音高的音”，即與音的高低有關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節奏”、“曲調”條） ——漢語語音成文規則中也當包括與音高有關的曲調、與音的時值有關的節奏兩種要素，《文鏡秘府論》“天卷”有曰:

　　然句既有異，聲亦互舛，句長聲彌緩，句短聲彌促，施于文筆，須參用焉。就而品之，七言已去，傷于太緩，三言已還，失于至促。唯可以間其文勢，時時有之。

　　“句之長短”則發音的時值（讀下來的時間）不同而可呈現出“緩促（“短”促“長”緩）”的“節奏”——所以句之長短是構成節奏（音步）律最重要的因素，“長短之節”者，節之以“節奏律”也。袁行霈先生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音調主要是借助平仄組織起來的。平仄是字音聲調的區別，平仄有規律的交替和重復，也可以形成節奏，但并不鮮明。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造成音調的和諧。”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頁） 平仄律基本上屬于“音調（曲調）律”，與句式“多寡長短”的節奏律一起，構成了漢語語音的兩大基本的和諧成文律。漢語語音節奏成文律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從文體的角度來看，節奏“變”與“不變”之分。律詩的句型駢整、“限于字數”是鐵律，詩人不得作任何改變，而要想多少改變一下律詩的語音結構就只能著力于平仄了——平仄主要是音調要素，所以律詩只能變其音調，而不能變其節奏。詩歌史上出現兩種彌補近體詩節奏相對單調的方式，一曰雜言樂府歌行，二曰詞曲。第二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節奏之“定型”與“非定型”之分。詞曲長短句與樂府歌行長短之間的區別就正在“法”之有定無定:詞曲之音法是“定法”，雖長短不齊，但何處長、何處短則是事先確定好的，即是“定型”的;李東陽云:“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詞”，歌行長短句之音法“無定”，何處長、何處短事先并不能限定，即是“非定型”的，即使唐人用樂府古題也往往不“按古人聲詞”，“若限以句調，便是填詞” （喬億《劍溪說詩》） 而與詞曲無異矣。王夫之指出“于古今為創調，乃歌行必以此為質，然后得施其裁制” （《唐詩評選》卷一） ，“創調而不覺其創，固是歌行本色” （《明詩評選》卷二） 。同一詞牌只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節奏型，填詞云者，只是對這種相對穩定的節奏型的運用，而“無定”的雜言歌行，從理論上來說，每一首的節奏型都與其他詩的節奏型不同，而一首新的雜言歌行的出現，就意味著漢浯語音一種獨特的節奏型被“創造”出來了。是“創造”新的語音節奏（創調）、還是“使用”既定語音節奏（合調），這是樂府雜言與詞曲在聲韻上的重要區別所在。雜言歌行之音法“無定”而又“有定”，“有定”云者，與一般散文相比照可見:雜言歌行固然長短不拘，但“有節”而能“拍合節奏”、“自成音節”，而一般散文長短不拘則往往“無節”而不能“拍合節奏”——可知簡單地以句式不整說李白詩有散文化傾向尤為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