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人作詩填詞喜歡用典。所謂用典，是指在詩詞中引用前朝故事或有來歷出處的詞語。如投軍報效，曰“請纓”，屬于事典，見《漢書·終軍傳》：“軍自請愿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冬至節(jié)到，曰“一陽來復”，屬于語典，見《易·復》：“七日來復。”孔穎達疏：“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在詩詞中運用典故，言簡意賅，能夠收到以少勝多的效果；同時以彼喻此，可以誘發(fā)讀者的想象。前人用典大都正面引用，如果反其意而用之，用得恰當，則更顯得技高一籌。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斷言：“反用典故應該說是李白的創(chuàng)舉。”

　　郭老立論的根據(jù)是李白的《別內赴征三首》的第二首詩。郭老考證，《別內赴征三首》“注家都以為天寶元年應唐玄宗征召，與《南陵別兒童入京》同時所作，那是完全弄錯了。不僅詩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講不通；因此，有人說《別內赴征》是偽作。其實這三首詩是至德元年(即天寶十五年)應永王璘的征聘時所作的。”這個見解十分精辟。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率部眾十五萬人，以討伐宰相楊國忠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河北州縣大多望風瓦解。叛軍在靈昌(今河南滑縣西南)渡黃河，破陳留，陷滎陽，奪取東京洛陽。第二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燕。安祿山起兵叛亂時，李白正在梁苑(河南開封)，倉皇攜夫人宗氏“竄身南國避胡塵”(《猛虎行》)，第二年秋至廬山屏風疊隱居。那時，李白五十六歲，因為政治上的失意，他感嘆：“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就在李白落腳屏風疊的時候，永王璘接受唐玄宗的旨意，經(jīng)營長江流域。《唐書·永王璘傳》說：“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shù)萬人，恣情補署。”郭老認為，“江陵是永王的根據(jù)地。永王之聘請李白，論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后，估計是在天寶十五年的十月中旬。”郭老的分析有道理。應當指出的是，太子李亨已在天寶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即位于靈武，改元“至德”。永王璘曾三次遣使邀請李白下山入幕。第三次的聘使是韋子春，他是永王璘的主要謀士之一，官拜秘書監(jiān)著作郎。李白有《贈韋秘書子春》詩，所寫的就是敦聘時事。郭老說：“就是這位韋子春的廣長舌把李白說動了，使白在詩中宣告：‘茍無濟代(世)心，獨善亦何益！’而終于下了廬山。”并斷定：“李白隨韋子春下廬山應在十二月半，已是冬末。”那么，《別內赴征三首》就作于至德元年冬末下廬山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