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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傳中道：“白，晚好黃老”。所謂“黃老”在這里基本可以理解為安邦治國之術(shù)，除了李氏的萬丈豪情可以表現(xiàn)其強(qiáng)烈的積極向上外，由此也即可證明李白的思想還是較為積極的，其與莊子的看似消極的思想也還是具有本質(zhì)意義上的差別的（當(dāng)然，李白也必定深受莊子的影響，但可惜那不是主流）。

　　（二）

　　李神仙（“神仙”的被無數(shù)人們想象中的獨特風(fēng)骨乃是李白給予后人的最有意味的第一印象，賀知章曾譽(yù)李白曰“此天上謫仙人也”，所以在后世，李白也就成了在我們本土的那一味較之佛教弱勢的道教中被不吝供奉的神，就跟西漢“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具有強(qiáng)烈神秘感的張良一樣，張良號“凌虛真人”，李白號“太虛真人”）的痛苦是含笑的，而莊蝴蝶（相比之下，莊子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即仿佛是他那高揚(yáng)、澎湃而又富于夢幻迷彩的積極浪漫主義，李商隱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的笑意又是含著無奈和愁苦的——兩人的歷史背景是極大問題（孟子曰：“知人論世”），李白壯年時身處中國封建社會尤其大唐王朝氣象正趨向崢嶸、頂峰之時，因此真正徹底的人生的悲觀、絕望之情是一定極難有的；而莊子身處戰(zhàn)國周而復(fù)始、似無止息的殺人盈城又盈野之時，不真正的消極、悲觀、厭世也是說不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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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追根溯源，莊子絕不是一個少年所可能衷心喜歡的文化典型，頂多就是喜歡引用它其中某些看似高深和睿智的語句。從歷史大背景看，《莊子》一書在李白生活的那個蓬勃向上的時代應(yīng)該說是不會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認(rèn)同的，頂多算本不太被嚴(yán)禁的課外讀物（那時候其實也是比較開放和通達(dá)的）。我想，更多的可能或者根本就是——自然與生活環(huán)境——塑造了李白的不凡氣度及其浪漫氣質(zhì)（理解為天生的也似乎可以說得過去，不過先天與后天往往是互相作用的，尤以后天的人格雕塑為主要）。

　　我們尤其不能就說莊子是其自身思想的化身，莊子畢竟只是一個人，一種思想傾向，其他人和他有些相同相似之處，這并不奇怪，比如在他后來發(fā)展起來的“魏晉玄學(xué)”，雖然受其很深影響，但這更多、更主要的也即是人之人性與社會環(huán)境所使然（亦即歷史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