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陵為懷古對象的詩歌中，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是較早的一首。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云能敝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對李白這首詩我們總愛把它和崔顥的《黃鶴樓》并提。據傳李白游黃鶴樓，見崔詩，感嘆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遂無作而去。后來他的《登金陵鳳凰臺》和《鸚鵡洲》便是模擬崔詩而作。詩家評論說，《黃鶴樓》和《登金陵鳳凰臺》并佳，崔詩思家，李詩憂國，后者意旨更為深遠。當我們把李白這首詩中的各種意象綜合還原之后，覺得李詩在形式上和崔詩甚為相似，內容上卻和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更為接近。二者都因登高傷懷，表達了一種強烈的時空意識。
詩的前四句寫人壽之短促。詩人登上鳳凰山，傳說中的鳳凰已無影無蹤，空留一座鳳凰臺。六朝的繁華一去不復返，唯有那長江之水默默地向東流去。歷史上那些皇宮佳麗、朝廷權貴哪里去了呢?只見那一條條荒涼的古道和一座座寂寞的墳堆，仿佛訴說著人生的秘密。歷史的陳跡徒然勾起詩人無限的愁思。唉，原來那歷代王朝的興亡更替、人生在世的榮辱壽夭，都不過是歷史長河泛起的轉瞬即逝的浪花。歷史不曾停步，人事變動不居，只有那大自然才是永恒的。
詩的后四句寫事業之艱難。詩人以山水為起點，把視線向高處和遠處伸展。山勢與天相接，江水浩淼無垠，映襯著仕途失意的詩人的孤獨。是啊，個人的存在，在悠遠廣袤的時空中本是多么短暫、多么渺小。在有抱負有理想的人們看來，珍惜生命的最好方式不是抓緊揮霍，及時行樂，而是建萬世之功業，揚千秋之美名，這才是對時空的超越，對生命的延續。“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魏晉時代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廷”的盛唐時尚?，F實又是多么黑暗、多么無情!朝廷奸臣當道，多少德才兼備的志士被排斥在外，遠離政治中心，偏居一隅。此時的李白被奸相李林甫排擠出京滿腔悲憤便化為一聲長嘆：“總為浮云能敝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仿佛詩人仰面蒼天，悲憤陳詞。
人壽之短促，事業之艱難，這是困擾人生的兩大主題。古詩云：“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曹植詩：“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左思詩：“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鮑照詩：“丈夫生死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它們不都是同一心態的不同表達嗎?在封建社會里，多少文人懷才不遇，坎坷終生;又有多少文人中流覆舟，含恨謝世。李白的這首詩所表現的蒼涼悲壯的歷史情思，幽遠迷茫的時空意識，正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理和感受。它必然激起后人巨大的感情共鳴。
登高遠望，足以令人生悲添愁，這是中西文學的意境，此即錢鐘書先生所謂的“距離的感傷”。人們生活在茫茫人海、蕓蕓眾生之中，諸事纏繞、視野狹窄，一旦走出蝸居、登臨高處，頓覺天地之寬、人生之遠，心胸為之一空。這時人們很容易舍棄具體的人生細節，而將自我放到歷史的鏈條中宏觀地觀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不斷地經受天災人禍的危害，歡樂，好比沙里淘金。個人的憂患一旦放到深廣的背景上表現，就顯得富有歷史感。王粲的《登樓賦》、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樓》、《登高》、《登岳陽樓》、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崔顥《黃鶴樓》都成了這類自我反思的千古名篇。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登高傷懷和強烈的時空意識是這些作品共同的.意境和情感，那么它們為什么各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優秀的文藝作品常以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在文學史上獨占一席。即以《登金陵鳳凰臺》與《登幽州臺歌》相比。兩位詩人的經歷遭遇和思想感情極為相似：陳子昂在武攸宜軍中由于提出不同的作戰策略，遭到嫉恨，結果受到降職處分。他登薊北樓，想起戰國時代燕昭王筑黃金臺以招攬天下賢士的故事，感嘆當今庸才居高位，英俊沉下僚，自己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不禁滿腔悲憤，愴然淚下。而李白亦是被奸相李林甫排擠出京后登金陵鳳凰臺的，他看見歷史化為幽徑古丘，而現實是浮云敝日，不禁憂思滿懷，愁腸百結。在表現方式上，陳詩舍棄了一切感情背景，不用具體意象，而將一腔悲憤化為痛苦的吶喊;李詩卻用眾多意象來蘊含深沉的憂思，讓人們在凝神觀照后產生強烈的共鳴。前者悲憤難抑、噴涌而出，產生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后者痛定思痛，委屈道來，給人沉痛倍加的感覺，引導人們去深味人生。前者直接用強烈的感情去感染人，讀來親切不隔;后者用意象造成現實與虛境的距離，將讀者帶到審美的境界。二者各擅勝場，相得益彰，共同表現了人們不同的感情階段。
悲愁本無形，不能直接作用于我們的審美感官。用意象構成法，將無形化為有形，使情感對象化而可觸、可捫、可感，這樣才能訴諸人們的審美知覺。這正是黑格爾所說“以形而下象示形而上”之法。李白這首詩正是“以鳳凰來儀”和“鳳去臺空”抒寫王朝的興與亡;用吳宮幽徑和晉代古丘暗示在悠遠的時間中人生之短促;用天外三山和中分一水映襯廣袤空間中個人的渺小;用浮云敝日比喻奸臣當道的黑暗現實;用京都難見寄寓自己受排斥而不遇的愁悶。這里并不是簡單一一對應和生硬拼湊，而是意象的天然渾成。當我們透過這些表象而進行意蘊的鉤沉時那蒼涼悲壯的時空意識便凸現出來，使讀者在反復吟誦之余咀嚼人生的酸辛，又嘗到一種憂郁的美感。如果說《登幽州臺歌》是將自己的不平之氣抽象成一種情感范型，具有符號的性質、具有極大的象征作用，那么，《登金陵鳳凰臺》則以意象為中介，使人們從現實中超然而出，飛升到藝術境界中去俯視人間，那人世的滄桑也就獲得了規律性的體現。
李白生性浪漫豪放，他的詩常是歌行、古體，不受格律的約束，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瀉千里。李白很少寫律詩，而這首詩恰恰用了七律的形式，同樣膾炙人口，千古流傳。細想起來，決非偶然。李白采用七律的形式目的在于制造“距離”，以達到美感效果。“音律是一種制造‘距離’的工具，把平凡粗陋的東西提高到理想境界”(朱光潛《詩論》)。我們仍與陳詩相比，陳詩共四句，上兩句五字三頓，后兩句六字四頓，長短參差急促不平的節奏以表達詩人胸中悲憤難平之氣，重在感受;李詩用的是七律，對仗工整，音律整齊，形成和諧工穩的節奏以抒發詩人在清醒觀照人生之后心中涌起的綿延不盡的憂思，重在回味。也許是在崔詩美感的陶冶之下，李白采用意象的構成法和七律的形式來“遠距離”地觀照人生，寄慨深沉，詩味雋永。后人在突遭不平、悲憤難抑之際，愛借陳詩澆塊壘;而在屢遭打擊、志不獲展之時則喜吟李詩以述懷。想來，二首詩情感內容雖一，表現形式卻不同，各各在理，各各有趣，難道是可以偏廢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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