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鳳凰臺》是唐代的律詩中膾炙人口的杰作，作者的目光不僅流連于臺上之景，神思更游走于臺外的風光。這首詩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情感?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今天我們要賞析的篇目是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古人以鳳凰為祥瑞，所以鳳凰來止往往要造樓起臺，為的是留住那份有關鳳凰的輝煌記憶。后人登臨鳳凰臺，每每會想象鳳凰的風姿。先秦時，秦穆公為聞簫而來的鳳凰筑臺的傳說，就屢屢見于古書。即便鳳凰來去不定，甚至一去不返，鳳凰臺終究是長久流存的。不過鳳凰流連之處想必太多了，以致鳳凰臺散落各地并無定所。南京的鳳凰臺，也得名于鳳凰的親臨，但與別處不同，它更成名于唐代大詩人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所寫的金陵鳳凰臺，故址在今天的南京城西南。關于鳳凰臺的位置和它的名稱來歷古代說法不一。李白作詩的時候也未必搜求故實，或許只是詩人就鳳凰臺的名稱進行想象和發揮罷了。隨著李白詩流傳得越來越廣，他的詩句反倒成為金陵有過鳳凰臺的最有力證據了。元代詩人和評論家方回說過，李白這首詩雖以鳳凰臺為名，卻不以此臺為局限，他的心目游走于臺上之景，更游走于臺外的風光。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四兩句雖然是互文見義，卻因時代的循環往復，又帶出了一點歷史的悲涼。孫吳東晉以至后來的宋齊梁陳，總共六個朝代，先后建都于南京，故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稱。六朝是史家的說法，也是詩人的說法。李白寫金陵的詩，常常懷思古之幽情遙想六代，憑借昔日宮殿與當今荒草的并列，依靠曾經美人與眼前墳墓的轉換，將朝代的變故更迭綴合成盛衰興亡的哀愁。
三四兩句卻是虛實的糅合，由眼前想見不在眼前之景。“吳”“晉”指的是孫吳和東晉;“花草”“衣冠”一個代指美女，一個代指官員;“古丘”意即墳塋;“幽徑”意指墓道，都是前代的遺跡。幽徑與古丘可以說是眼前之景，花草與衣冠卻早已不在眼前了。然而花草與幽徑，衣冠與古丘本是一體，彼此可以說有前世與今生的聯結，又有生存與死亡的轉變。因緣于這樣的轉變，這樣的聯結。繁華虛妄如夢的故事，便在時空的交匯處和盤托出。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三山在今南京市西南長江邊，是南北相連的三座山峰的合稱。“三山半落青天外”，說的是從鳳凰臺望去，三山渺遠只有一半在眼里，另一半則落在了天外。宋代大詩人陸游有一次經過南京的時候，也曾經登上鳳凰臺。遠望三山，渺渺茫茫，若有若無，真的走到那個地方，陸游說距金陵才五十余里。這種觀感似乎可與李白目中所見相互印證。水是長江水，有的說是“二水”，有的說是“一水”，“一水”是就江流的整體而言，而“二水”則就江水環洲流過的部分而論。稱謂雖有不同，視角亦有分別，但意思卻是一貫。“二水中分白鷺洲”，說的就是白鷺洲將長江水一分為二，與“一水中分白鷺洲”的描述其實是一樣的景致。
白鷺洲位于南京西南江水中，得名于白鷺來聚，與鳳凰相比，白鷺雖然也是天上之物，卻算不得神鳥。白鷺的來去大抵是時令變化的緣故。鳳凰則不然，它乘興而游，盡興而返，并不遵循物候更不眷戀臺閣。如果說鳳凰是人的想象，那么鳳凰臺就是人對想象的不舍。有了臺的守候，鳳凰似乎也有了皈依，這是筑臺人的癡念。詩人則有鳳去臺空江自流的惆悵，縱有臺的守望，鳳凰依舊一去不返了。登臺而望，有時看到一片實景，有時看到一片虛景，所謂實與虛，不過是眼前與不在眼前的分別。
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登金陵鳳凰臺》看似寫登臺所見，其實是在寫不見，不見的鳳凰、不見的王朝，不見的半山、不見的`江水，不見的白日還有不見的長安，這一連串的視而不見，便是這首詩全部憂愁的凝聚。而憂愁的緣故，李白說得似乎很直白。即所謂“長安不見”。七八兩句有兩個典故，浮云蔽日為其一，長安不見為其二。浮云蔽日是一個傳統的譬喻，漢末古詩十九首中有句云：“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這大約是李白詩句的字面出處。
漢初陸賈在《新語》中說過：“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明也”。浮云比喻小人，白日比喻賢主，這才是真正的出處。長安不見，說的是晉明帝的故事。據《世說新語》記載，晉明帝小時候，有人從長安來，其父元帝以長安與太陽哪個更遠問他，明帝答曰，日遠，因為沒有聽說有人從日邊來。次日元帝重問明帝，則答曰，日近，因為舉目見日，不見長安。這個故事充滿了智慧，也充滿了憂慮。日遠終究是看得見的距離，而長安卻遠得連距離都看不見了。長安不見與浮云蔽日兩個典故相衘接，貫穿疊合，才構成這兩句詩意義的圓滿。從長安不見的本事回看第七句，白日為浮云所蔽，詩人舉目而不見日，亦即看不見賢主。從浮云蔽日的比喻看第八句，長安代表的自然就是皇帝。奸臣媚主，忠良放逐，皇帝與詩人之間有著重重的阻礙，隔著鳳凰也飛不到遙遠距離。
李白這首詩表達的是什么?
李白這首詩，有人說是他遭受高力士等陷害排擠，離開長安以后所作。有人說是詩人流放夜郎遇赦返回，重游金陵時所作，并無定論。這兩個說法的共同之處，在于詩人的逐客身份，不同之處，則在于放逐的時間和原因。李白一生尋求仕途功名，不過從未成功。與其說是不得賞識，毋寧說是不得作為。所以李白對東晉建功立業的謝安青眼相看，在其詩中多有表露。
他跟隨永王璘順江東下的時候就寫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名言，大有自比謝安之意。他對金陵的情感，對六代尤其東晉的情結，可能也與謝安相關。這種情感歸根到底是一種抱負未能施展的寄托。《登金陵鳳凰臺》這首詩，固然可以解讀為詩人某個生命節點之中突發的怨艾，也可以當作貫穿其一生的糾結。即求仕不遇，求隱不安，百般掙扎，始終徒勞。此詩之好或許并非在它背后的寓意，而在詩人將寓意轉化成了可見的景觀。臺閣、古跡、山水還有歷史，仿佛一一收獲了李白的心事，而后又將他的心事埋藏起來，彼此像是有了默契。詩人的憂郁也因此變成了鳳凰臺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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