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長安，體味長安人的不幸與哀怨，是李白偉大的一面。炫耀長安的風(fēng)光詞臣經(jīng)歷，亦可看出他世俗乃于庸俗的一面。

        在盛唐詩人大家與名家中，待在長安時間最短的恐怕要算李白和孟浩然了。孟兩次應(yīng)試未第，還遭遇玄宗斥退。李白又不屑于科場，入京干謁，一入有“謫仙人”的盛譽(yù)，二入爆發(fā)了“轟動效應(yīng)”，受到玄宗極為熱情的款待。他們都向往長安，相比較而言，孟是比較冷漠的，關(guān)于長安的詩不多;李白是熱烈的、渴望的，至老盛情不減。如果說他是盛唐時代的歌手，那么長安則是歌唱的中心，想念長安、心系長安、夢斷長安，包括對長安的批判與夸耀。為此，他寫了將近90首與長安相關(guān)的詩，占其詩的1/10，恐怕只有杜甫和他相媲美。他的愛與憎聚集于斯，心與夢無不飛馳于斯。詩的精華與政治思想亦見于斯。終其一生揮之不去的戀京情結(jié)，始終解除不開，消釋不去。他對長安有正負(fù)兩面觀，有憎恨的批判，也有世俗的夸耀。如果要了解他思維的多維度與人格的多角度，以及一生不懈的追求，莫過于從他與長安的關(guān)系人手。

　　一、長安的期望所引發(fā)的批判

　　李白年輕時就充斥著不可遏止的自信與抱負(fù)，他的功名心又極強(qiáng)烈。在竭力自薦的名文《與韓荊州書》里，說早年“遍干諸侯”，“歷抵卿相”，時刻想著“揚名吐氣”，實現(xiàn)“激昂青云”之志。又言如何“心雄萬夫”，并“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在同樣的《上安州李長史書》，起首即自稱為“白，嵌崎歷落可笑人也”。一落筆就說自己是特別讓人羨慕，其英風(fēng)烈氣即可概見。在很特別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同樣以別具夸張的天賦推銷自己，說自己大鵬般的壯志是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如此而后，才功成身退。這段為人每為引重的嚴(yán)肅莊嚴(yán)的大話，確實是帶有幻想性的政治理想的宣言書，以后行徑也表明，這是終其一生的追求。“嵌崎歷落”的人是不屑于科場的，不會像杜甫那樣在長安一待十年，辛苦地考試。他要漫游、社交——尋找各種政治機(jī)遇，一舉而為帝王師。這在盛唐似乎是一種士子們的風(fēng)氣。然在別人還有應(yīng)試的多項選擇，李白卻要一條道兒走到黑，因為他自信自己的才能就像《大鵬賦》里的自喻：“噴氣則六合生云，灑毛則千里飛雪”。因為在初唐就有馬周包括魏征那樣的先例，然而在盛唐未免不是鳳毛麟角般的稀罕，幾乎無人像他這樣單打獨斗。就連當(dāng)時普遍視為高隱，也為他極欽佩的孟浩然，雖然“紅顏棄軒冕，自首臥松云”，但也到長安興致勃勃地應(yīng)試過。由此可見李白“鴻鬻鳳立，不循常流”的英特之氣，他要以平交王侯的風(fēng)姿，闖進(jìn)長安;以英風(fēng)激揚、橫波遺流的方式，去黃鶴一舉，“揚風(fēng)吐氣，激昂風(fēng)云”!

　　自信“懷經(jīng)濟(jì)之才”，“文可以變風(fēng)俗，學(xué)可以究天人”的李白，當(dāng)他在超過陶淵明棄官年齡的42歲，終于接到唐玄宗親自征求的詔書時，則手舞足蹈地喊出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終于圓了“拜一京官”的大夢!李白成功了，然而不到兩年便被斥逐。當(dāng)他沮喪地走出長安金門時，他有些明白：“惟開元廓海宇而運斗極兮，總六圣之光熙”的唐玄宗，看重他的是“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筆走群象”、“龍章炳然”的文學(xué)才能，并沒有把他當(dāng)作道濟(jì)天下的帝師。在《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說：

　　落羽辭金殿，孤鳴托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

　　鵬程萬里的“大鵬”，一下子變?yōu)?ldquo;落羽”的“鸚鵡”，只不過是點綴升平，供寫宮中行樂歌詞的詞臣，或者僅為擺設(shè)。“能言”可招人喜歡，也可招人討厭，還有泄露宮闈機(jī)密的可能。總之，喜劇性地進(jìn)入長安，受到玄宗隆重?zé)崃业亟哟直瘎⌒缘乇怀庵鸪鲩L安。夢想破滅的李白對朝思暮想的長安，由期望轉(zhuǎn)入失望，由熱切轉(zhuǎn)入批判。在失望中又鑄造新的期望，在打擊中仍然堅持夸張性的自信。

　　當(dāng)初入長安時，他就以陌生人敏銳的眼光，發(fā)現(xiàn)富豪繁盛的大唐帝國京華長安藏污納垢的種種弊端。他的“雄筆麗藻”，固然在翰林期間有所謂“潤色于鴻業(yè)”的一面，但對長安的批判從初入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他直接批判長安的詩大約有20多篇，這還不包括比興式懷古等類。《古風(fēng)五十九首》其二十四大概是他批判長安的第一首鮮明而強(qiáng)烈的詩：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娩，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沒有像左思《詠史》其四與盧照鄰《長安古意》以豪奢繁華為主，更不像班固《西都賦》那樣的頌美，而以尖銳鋒芒指向不可一世的“中貴”與“斗雞者”，典型地揭示了由“連云甲宅”與“輝赫”的“冠蓋”所組成的只是一個表層，就像在寬綽大道上的一瞥，或如今日于馬路所攝的日常鏡頭。開元末年宮中宦官近萬人，玄宗寵幸此類，是帝國衰敗的開始，且給他子孫們遺禍無窮。對斗雞者的譏諷，直至中唐陳鴻《東城老父傳》回顧盛唐玄宗之得失，才以小說出之。李白對京華的透視，帶有一定的前瞻性，正如此詩首尾的-“暗”-“世”的指示那樣——這是一個黑暗世界!并非僅揭示表層，而具有敏銳的觀察與透晰的分析。它和當(dāng)時民謠“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又是那樣的合拍，只要看看“行人皆怵惕”，就可說此詩代表著民眾的怨怒與呼吁。其八的“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這些寵幸小兒春風(fēng)得意，而“草玄鬢若絲”的揚雄，卻為“此輩嗤”，暗寓了自己的不平。其十五的“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yǎng)賢才”，譴責(zé)玄宗后期奢侈昏妄，賢才得不到重用。至此以后，對用人的荒唐顛倒就成了最常見的主題而見于李白詩中。如作于天寶八載(749)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憤斥朝廷用人的顛倒：“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fēng)”，怒斥“董龍更是何雞狗”，言詞的激烈至于破口大罵，如此敢言，正是人格閃光的亮彩! 　　在李白前大半生，唐玄宗無疑為長安帝國的惟一代表。玄宗親自詔請李白入京，李白終其一生都對玄宗的知遇之恩頗有好感。然對玄宗后期的昏妄，仍然持之以多方面的批判與譏諷。對于開元后期玄宗荒于嬉戲，怠于朝事，帝國由盛至亂的現(xiàn)實，其四十六揭示這種盛世的大轉(zhuǎn)變的兆倪：“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云煙。斗雞金宮里，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玄宗荒淫誤國則是帝國由盛變衰最重要的原因。其四十三以比興予以揭示：“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何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雄豪的英主成了惑于女色的昏君，靈跡蔓草的悲劇也就為時不遠(yuǎn)了。

　　李白是虔誠而熱誠的道教徒，自述大名士他的酒友賀知章，一見而稱他為“謫仙人”，也就是說，至少相當(dāng)于“李半仙”。玄宗深信神仙，對李白來說可算是同好。李白后來被請進(jìn)翰林，除了作詩的天才，還與道教徒的身份有關(guān)，關(guān)于這一點，只要看他的入京是由玄宗尊敬的大道士吳筠推薦的，就可以證明個中消息。按理他和玄宗同一信仰，同樣癡迷，然而他卻以詩為利器，強(qiáng)烈批評玄宗的執(zhí)迷求仙，像秦始皇的晚年一樣：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采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詩的前半篇贊美了“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喻指玄宗開辟了史無前例的盛唐，前為英主而后為昏君，與秦皇漢武晚年好神仙很有些仿佛，都釀造了“兩半載皇帝”的悲劇，這也是贊美與批評同寓一詩的原因。大刀闊斧的組合，表示批判中帶有無限的惋惜!《古風(fēng)》四十六展現(xiàn)為更集中的批判精神，譴責(zé)秦皇“征卒空九宇，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nóng)腐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而是對此表示出絕大的悲哀!譴責(zé)惋惜的實質(zhì)對象，當(dāng)然非唐玄宗莫屬了!

　　大唐的衰敗是逐漸演化的，但開元二十四年確實是變化的分水嶺。一是玄宗不聽張九齡按法誅殺安祿山，反以為“枉害忠良”;二是以奸臣李林甫為相，盡其所為。大權(quán)旁落。三是張九齡罷相，“自是朝廷之土，皆容身保位，無復(fù)直言”;將相如此重大的更張，居然顛倒到如此程度，這與開元前期任用姚崇、宋璟、張說相較，真是判若兩人。在位已25年的玄宗，開始怠于政事，放手奢欲，以至于昏聵荒誕到如此程度，為天下大亂超前埋下了種種禍根。李白秉承屈原的愛國精神。又以激烈悲憤的騷體詩《遠(yuǎn)別離》發(fā)出沉痛的呼喊，傾瀉著無盡的憂慮：

　　日慘慘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bǔ)?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dāng)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quán)歸臣兮鼠變虎。

　　此實對大唐帝國的天昏地暗的描述。此詩并沒有出現(xiàn)在安史之亂中，而是此前的防微杜漸，不，應(yīng)是禍端已兆的天寶后期。屈子式的忠誠，距杜甫天寶十載的大聲疾呼“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當(dāng)為時不遠(yuǎn)，兩位詩國巨星，無論個性是現(xiàn)實的還是浪漫的，都體現(xiàn)了同樣的憂患與批判。當(dāng)開元末一入長安不遇時，李白就有權(quán)相蔽賢的苦悶，在《梁甫吟》中就有郁悶無路的憤慨：“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guān)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李白叔父李陽冰《草堂集序》說李白是“梁武昭王暠九世孫”，這當(dāng)是李白生前的囑告，也就是說與李唐同宗同姓。他的個性與稟賦以及出身都與屈原極為相近，所以李白關(guān)于長安與國家的詩都流淌著一種強(qiáng)烈的愛國精神。而且不僅以上兩詩顯現(xiàn)了天才的模仿，像《蜀道難》《鳴皋歌送岑征君》《夢游天姥吟留別》等莫不如此。

　　玄宗晚年又寵幸楊貴妃，政事悉委于李林甫，接著重用楊國忠，又輕啟邊釁，使大亂爆發(fā)已在眉睫，尚沉溺于荒淫之中。李白的《烏棲曲》以“吳王宮里醉西施”的描寫，欲暗示奢欲荒宴必然帶來麋鹿將游于姑蘇的亡國之禍，只是沒有說破。興寄深微的在暗示又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對現(xiàn)實的譏諷——長安城里昏亂的唐玄宗也同樣好景不長。這詩不一定純出于“虛構(gòu)想象”(宇文所安語)，在玄宗宮里他目睹過無度的酣歌醉舞，可以說《陽春歌》的“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圣君三萬六千里，歲歲年年奈樂何”，以及奉詔之作《宮中行樂詞八首》《清平調(diào)詞三首》可以視作此詩謎底的一半。

　　總之，長安不僅是李白終生希冀的“愿為輔弼”的圣地，也是他大展雄圖的用武之地。他雖然前后于此不過三年，然而兩入長安，使他對大唐帝國的京華煙云有著更深刻的觀察與了解，帝國的腐敗與唐玄宗的昏亂以及對他的恩遇，在他的詩歌里起了多重的復(fù)調(diào)，批判長安超過了對長安的向往。長安城由上到下的豪奢與荒唐無不在他筆下得到尖銳的諷刺，雖然他曾經(jīng)一度成為皇宮的座上賓，轟動過長安一時。這正是李白的偉大之處，也正體現(xiàn)在對長安對唐玄宗龐大豪奢集團(tuán)的批判上。他的許多名詩大作均以此為焦點，反映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對國家對社會的關(guān)注。雖然比不上杜甫那樣全面詳實，而對長安上層集團(tuán)的抨擊上，甚或超過杜甫。他也熱愛長安，這主要體現(xiàn)至尊公卿除外的長安民眾，那就是長安民眾的思念、民眾的感情、也體現(xiàn)在他天才的詩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