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和自信，狂傲的獨立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情懷，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

　　李白是時代的驕子，一出現就震驚了整個詩壇。他氣狹風雷的詩歌創作，及其天才大手筆，當時就征服了眾多的讀者，朝野上下，許為奇才，享有崇高的聲譽和地位。李白是一位曠世奇才，在中國詩歌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但是，人們在盛贊李白的“斗酒詩百篇”的創作豪情和“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蓋世絕倫的神奇藝術感染力的同時，卻不得不對這位頂禮膜拜的心中偶像的坎坷、悲憤的一生的慨嘆與惋惜。

　　按理說，盛唐孕育了天才詩人，詩人將唐詩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高峰。像這樣一位曠世奇才，應該是宏圖大展，平步青云，人生如意，功德名標青史而唾手可得。假如是這樣一位罕見的詩人，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用一種政治的手段來推動文化的進步，那唐代文化的成就領域就絕非是僅限于唐詩；而且有著這種成就的人也決不會是廖若晨星。

　　然而，李白的一生也許是與政治相背離的，所以充滿了坎坷和艱辛。更可嘆的是“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報負化為泡影。是他自己想作一位不問政治的閑云野鶴嗎？不是的。是他自己想求仙訪道，不問紅塵，作一個與世無爭的圣賢嗎？更不是。他與一般盛唐士人一樣，是一個功名心很強的詩人，但他又不愿意走科舉入仕之路，想像古代的策士一樣，“編干諸候”，“歷抵卿相”，寄希望風云際會，一鳴驚人。于25歲就開始了長達18年的漫游與干謁生活，想實現自己的“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理想。干謁失敗后，隱于徂徠山，到42歲，天寶元年(742)才奉召二入長安，他自以為時機以到，在《南京別兒童入京》詩中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但是好景如曇花一現，他終因其狂放的性格和行為觸怒了朝中的權貴，遭到讒毀，于天寶三年以“賜金放還”之名，被迫離開長安。此后，李白寄家東魯，開始了漂泊十年的第二次漫游。特別是他于暮年時期，在752年，誤入永王李嶙的幕府，當永王以叛亂罪被肅宗李亨下令討伐時，李白也以反叛罪，蒙冤入獄，并長流夜郎。759年，李白在流放的途中遇赦放回，他悲憤交加，次年病逝于當涂，年僅62歲。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敗筆，使他遺恨終生，也讓世人慨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這樣一位曠世奇才難展胸圖大志，并且一生坎坷、漂流、悲憤、艱辛，以致含冤蒙羞地死去呢？翻開李白沉重的人生檔案，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權貴們的嫉賢妒能外，更主要的是他自己那種狂傲不羈、自視清高、自以為是、喜為大言、目中無人、“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性格，造就了他悲慘的人生。也許人們會翹起大拇指稱贊說，人生的悲劇美在李白的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但是又有誰愿意自己親身實踐著這種人生的悲劇美呢？

　　李白那種平交諸候，長揖萬乘的人生理想過于高傲自負，過于理想化，在現實的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浪漫主義與嚴峻的現實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之中，可是他又始終向往著這種理想，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要漂流、漫游、流放和蒙羞。

　　然而，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有幾多人，他們的才華遠不及李白的百萬份之一，與李白相比，可以說是胸無點墨；但是他們的狂傲之心與李白有過之而無不及。似乎自己“身現強虜盡，談笑靜胡沙”。我想，這種人是沒有好結果的。它自己不學無術，卻又要自高自大，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行，似乎天底下只有他才是對的，可就是沒有人認可。所以，我奉勸一切有識之士，在拜讀李白壯麗詩篇的同時，又要以李白的人生悲劇為借鑒，不能讓李白的人生悲劇在你的身上重演。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時時自省，處處謙虛，審時度勢，左右逢源，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臻完美，才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成為一個為社會所用的人。

　　事實上，一切希望成功的人，處世為人的藝術尤為重要。一個不會處世，不會生存，不會做人的人，其實也并不是一個合格的人材，他的人生也一定不會很完美。即使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與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放眼全球的胸懷與眼光相比，不知要渺小多少倍。你在政治家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介書生，文人、墨客而已。如果文人墨客就自以為了不起，也“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話，那他將會與人生悲劇共度一生。

　　愿天下有識之士，在效仿李白飄逸灑脫的氣度和自信豁達的精神風貌的同時，摒棄那種自命不凡，喜為大言，孤傲不群，狂放不羈的性格。只有這樣，你的人生才會與時俱進，充滿燦爛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