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梁實秋先生，同他來往，前后也不過兩三年，時間是很短的。但是，他留給我的回憶卻是很長很長的。分別之后，到現在已經40年了。我仍然時常想到他。
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了祖國11年之后，受盡了千辛萬苦，又回到了祖國懷抱，到了南京。當時剛剛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國某黨的“劫收”大員正在全國滿天飛，搜刮金銀財寶，興高采烈。我這一介書生，“無條無理”，手里沒有幾個錢，北京大學還沒有開學，拿不到工資，住不起旅館，只好借住在我小學同學李長之在國立編譯館的辦公室內。他們白天辦公，我就出去游蕩，晚上回來，睡在辦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趕快離開。國立編譯館地處臺城下面，我多半在臺城上云游。什么雞鳴寺、胭脂井，我幾乎天天都到。再走遠一點，出城就到了玄武湖。山光水色，風物怡人。但是我并沒有多少閑情逸致，觀賞風景。我的處境頗像舊戲中的秦瓊，我心里琢磨的是怎樣賣掉黃驃馬。
我這樣天天游蕩，夢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來，有一間房子，有一張書桌。別的奢望，一點沒有。我在臺城上面看到郁郁蔥蔥的古柳，心頭不由地涌出了古人的詩：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這里講的僅僅是六朝。從六朝到現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過去了。古柳依然是蔥蘢繁茂，改朝換代并沒有影響了它們的情緒。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點也沒有覺得它們“無情”，我覺得它們有情得很。我天天在六月的炎陽下奔波游蕩，只有在臺城古柳的濃蔭下才能獲得片刻的清涼，讓我能夠坐下來稍憩一會兒。我難道不該感激這些古柳而還說三道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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