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魯迅先生“硬譯”的文藝政策“印成書籍模樣”了。我讀過之后，有兩點感想：第一，魯迅先生的譯文還是“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第二，舉我所能了解的來說，文藝政策根本上是一種無益而又不必要的東西。

　　魯迅先生的譯文難解，是一件事實。這事實的原由，魯迅先生已經很明白的告訴過我們。一半是“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一半是因為“中國文字本來的缺點”。其譯文之所以難解，還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讀者之不肯“硬著頭皮”讀耳!在我自己，我應該承認我是連“讀者”的資格都沒有的，因為我的頭皮實在硬得不夠能讀懂魯迅先生的譯文。茲試錄數段譯文于后，以質天下之硬頭皮者：

　　“在給我的信里，--但這也是頗為殘酷的信--同志托羅茲基擲過這樣的句子來，‘你竟誤解我到這樣么，宛如我們較之自己們，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諸位同志們今日為止的態度，是還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這座上，作為我們的反對者，又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反對者而出面的時候(這在許多處所，都能夠隨便證明的)，諸位同志們，在這里，是明明白白--有著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頁)

　　這一段是有點“晦澀”罷?我所認為難解的是那一句“較之自己們，倒更尊重他人”，簡直莫名其妙。像這樣的譯文，不勝枚舉。但再舉幾個短些的例：

　　“我決不是要由這一點，在同志里培斯基上頭樹起十字架來。”(一○四--五頁)

　　如何可以在一個人的“上頭”而“樹起”一個“十字架”來呢?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有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