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里，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里，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為獨立的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么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么辦。自然，這里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系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余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里，有時候于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里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么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里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里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里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系。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為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