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了離“城”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里。房主人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傻氣，腿上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面包房的，死后，把面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余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家庭教師。可是因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于這些工作外，還得答復朋友的信，讀一兩段圣經，和作些針線。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著面包房，到圣誕節才送給妹妹一塊大雞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雞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在她那里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為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里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愿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為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為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于中國的旅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