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不僅是描繪市民生活的藝術大師，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滿族作家。盡管老舍在建國前的創(chuàng)作中從不明確人物的民族身份，也從不指明小說的民族定位，但是，小說里多處展現(xiàn)滿族文化，也隱藏著許多旗人形象，具有鮮明的滿文化色彩。在清末民初激烈的反滿情緒下，老舍依舊難以割舍民族情結，懷著“頭朝下”的心理，創(chuàng)作出“隱式滿族文學”，以追尋和反思滿族文化的盛衰得失。

　　“老舍(1899—1966)，北京人，滿洲整紅旗，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是朱棟霖先生主編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對老舍滿族身份的唯一介紹，除此之外，書中再無提及任何與滿族、滿人、滿文化有關的信息。這種現(xiàn)象普遍存在于諸多版本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文學史對老舍滿族作家身份和其作品中滿族文化的忽略不可不說是一大缺陷。老舍是滿族作家中不應被忽視的一員大將，他心系自己的民族，將滿文化風情和滿式幽默巧妙融入創(chuàng)作中，將滿人的趣味和弊病“不虛美，不隱惡”地展現(xiàn)在作品中，帶著他對滿族的追憶和反思，懷著一腔難以壓抑的民族情結，在反滿情緒高漲的年代里，創(chuàng)造了“隱式滿族文學”。本文從若干角度，對老舍建國前小說中隱蔽的滿人、滿文化加以挖掘和歸納，考察老舍隱晦地表現(xiàn)滿族文化的原因，并探究老舍對待滿族文化的態(tài)度和思考。

　　一、曲藝文化

　　滿族先民世代生活在東北的高寒地帶，在漁獵和耕種的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喜好說唱藝術的文化心理。滿人入主中原后，其文化情趣隨之進入北京，與北京的民間文藝相遇融合，發(fā)展了與滿族文化心靈相通的民間說唱藝術，形成了在滿文化推動和主導下的文化氣質和欣賞格調，京戲被尊為國粹便與之有關。戲園子、茶館、說書場、賣藝場等是滿人文化生活中的樂園。清末，普通滿人多少都會唱兩句京戲或牌子曲，會玩一兩種樂器。許多滿族家庭中都有八角鼓、三弦等樂器。“戲曲和曲藝成為滿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不但愛聽，而且喜歡自己粉墨登場。他們也創(chuàng)作大量的快板、鼓詞，等等”，滿族對戲曲的嗜好在數(shù)百年歷史里形成了穩(wěn)定深厚的文化心理。民國初年，旗署被裁撤后，大部分滿人失去了“鐵桿莊稼”，其中不少人成為專業(yè)戲曲藝人，以藝謀生。

　　在老舍建國前的多部小說中，都能找到“滿人好戲曲，戲曲伴滿人”的細節(jié)。如《二馬》中，自幼生活在北京的老馬，離開故土親友，和兒子到倫敦繼承遺產做生意。他在溫都太太母女去歇夏的那天，“心中莫名其妙地涌出種說不上來的難過”，忽然覺得：“哎!活著有什么意味!”可是，在“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文化環(huán)境中長大的老馬，懷著末世滿人常有的自慰心理，轉而想到：“可是活著，說回來了，也不錯!”“好歹活著吧!混吧!混過一天是一天，心中好似……他差點沒哼哼出幾句西皮快板來。”老馬在感傷、沮喪、無聊的心境下，并沒有像漢家男子“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那樣借酒澆愁，而是想到哼哼幾句西皮快板聊以自慰。“這種表達麻木心態(tài)的方式，是老舍式的，也是滿族式的，是清末民初的沒落滿人無可奈何情緒的自然宣泄方式”。再如《趙子曰》中，追求新潮又萎靡懶怠的大學生趙子曰，在決定為國民犧牲一切而做點什么時，唯一想到的就是“犧牲色相，唱戲募捐”，唯一希圖的是聽戲的人喊幾聲“迎頭好”。不難看出，趙子曰也是個戲性十足的滿人。唱戲圖個好，是典型的旗人文化情趣。《末一塊錢》中的林乃久可謂是戲迷和情迷的混合體。他對伶人史蓮霞的迷戀最初是由于史蓮霞的曲藝打動了他，而后，林乃久由喜愛史蓮霞的戲到迷戀史蓮霞的人。林乃久為了見史蓮霞，為了聽她的戲，掙扎在金錢和人格上。像林乃久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戲園子里的男女老少，大多數(shù)是每天光臨，他們對戲曲的癡迷體現(xiàn)了北平滿人愛戲的文化情趣。

　　老馬、趙子曰、林乃久都沒有明確的旗人身份，但他們自然流露出的對戲曲的愛好和依賴，讓人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身上隱藏著滿人的“影子”。這些沒落滿人，雖然受過一定的教育，有較好的生活修養(yǎng)，懂禮貌、知禮節(jié)、重體面，但殘酷的社會變革將他們從高堂打入地獄，在物質和精神上剝奪了他們的一切。他們過慣了的體面生活，蒙受慣了的與皇家同族的尊貴身份，卻在頃刻間化為烏有，他們遭遇貧窮、迷茫，受到歧視和嘲罵。“他們精神萎靡，已經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有意義或無意義的掙扎和上進，甚至懶得為稻梁謀了(如林乃久)”。他們無力反抗，成了“窩囊廢”，這與社會變化是分不開的，也和滿人從貴入賤的巨大心理落差和現(xiàn)實遭遇密切相關。他們所能做的是在低迷中依賴本民族文化中還能帶給他們快樂和安慰的事物而生存下去。他們是一群值得人同情和悲哀的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