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中國失去大量的文人雅士，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損失。而我們最熟悉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離開人世的。

　　今年8月24日，是作家老舍逝世50周年，前后有不同的媒體與個人寫文章紀念老舍先生，“老舍之死”再次成為一個話題，除了其本身是一個悲劇外，還在于今年初的幾起“知識分子自殺事件”，他們的個人抉擇與轉型期困境交織在一起被解讀成政治隱喻從而給其他人的心靈蒙上陰影。

　　“老舍之死”，50年過去了，依然是“羅生門”，1988年，老舍先生之子舒乙主編《老舍之死》，以深情的筆墨，懷念父親，控訴“父親之死”，巴金先生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但他并不認為老舍之死就是一種勇敢行為。其后當事人浩然對“老舍之死”給出“缺少家庭關懷”的說法，則讓舒乙憤怒不已。

　　1997年，我進入《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開始了自己的媒體職業生涯，當時做的第一個大型專題報道就是《老舍之死：一個悲劇》，記得當時我采訪了舒乙先生，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先生，北大教授張頤武、北大現當代文學博士冷霜先生等，大家都給出了不同的說法，但由于缺少現場感，很難還原出歷史的真相，但不得不說老舍之死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如今又過去了快20年，因為有當事人提供的回憶，本來會更接近于事實真相，讓歷史的面貌更加清晰，卻因為各種原因，反而離歷史的真相更加遙遠，不過，卻加大了闡釋的空間。有學者就拿老舍的死與屈原相比，覺得他們都是“愛國者”，死于政治理想的破滅，老舍是一個“愛國者”不錯，他代表了五四一代“浪漫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天然的“家國情懷”，舒乙就說他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把國家看得比個人生命更重，所以他在1949年毅然從美國回國，并且熱情地投身到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先后寫過不少歌頌新中國的文章，沈從文曾在日記中流露過自己難以被“改造的舊時代文人氣質”，即天然的“個人主義”，后來他干脆罷筆，但老舍一直是“積極分子”，主動參與各項政治運動，逐漸把國家人格化、神圣化、偶像化，其結果就是消滅“自然神”，樹立“人間神”，而被這種“神圣化國家觀念”教化出來的紅衛兵，也就是毆打老舍的女八中紅衛兵，學者秦曉“回憶老舍之死”提到紅色的貴族，還有他曾參與的西糾隊等各種紅衛兵組織，他們天然具有一種“國家正義感”，當時他們是為了“糾走資派”，按理說老舍本不在他們的糾察之列，但老舍“積極作為”反而成了這一運動放大后的“犧牲者”。“以國家名義”消滅個人，在當時具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這也是他們現在拒不承認個人錯誤的原因。